外婆的出生地是湖南衡阳一个叫西河口地方。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西河口这个地方既不属“山”也不属“水”，它是湘江边上一块连接山和水的空旷地。居民的椽皮房子依山而建，背山面水，错落在半山腰上。烟消日出，蜿蜒的河岸，清澈的河水，葱郁的江树，出没的江船，山光水色，尽收眼底。山水虽美，却没有给这里的人们带来富庶。夏秋两季，河水上涨，便会淹没这块空旷地。待河水退去，旱地变成了滩涂，人们便匆匆地在这片上培土整园，种上些高粱玉米或蚕豆大豆等之类农作物和常见的蔬菜。可是土质瘠薄，收成自然不足。

外婆是看着湘江上南来北往的船只长大的，但做“闺女”时从来没有离开过西河口。

抗战爆发那年，外婆19岁，带着几件换洗的衣物“跟”了外公。外公是撑船的，外婆从此与水结缘，常年随着外公的船队从郴州湘永煤矿运煤行船走便江入耒水进湘江到衡阳西渡码头。

周而复始，赤脚一双二十载，长篙三丈九万里。

姐姐出生后，外婆随妈妈上了岸。尽管“上岸”多年，但船工的生活习惯一直没变，盖的被子还是那种没有里子面子之别的“筒子被”，穿的裤子也还是那种没有皮带扣的靠折叠裤头系在腰间的“扎头裤”，也常见她虽是冬天也不穿袜子只趿拉着一双布鞋的曾经被缠过但尚未成型的“准金莲”……

人的生活习惯吃穿用住中，最难改的恐怕就是“吃”了。

外婆喜欢吃干菜或坛子菜。上岸后，因爸爸妈妈工作辗转，我们姐弟几个也随外婆搬了好几次家，但无论在哪里安家，灶台上总挂着十几吊长长短短腊鱼腊肉，床底下总会搁着十几个大大小小坛子。或荤或素，一到外婆那里，三下五除二就变成了干菜或坛子菜。

常年行船在水上的船工，没有点储备哪行？习惯成自然。

外婆口重，做出来的菜，油多，盐多，辣椒多，——常常咸得辣得舌尖都是麻的。饭罢，我们常常是大汗淋漓，张着两扇红红的小嘴唇，尽情地呵气。

其实，船工的口味都大抵如此——

常年行船，栉风沐雨，湿寒兼袭。按外婆的观点，味重的菜，除了能让人胃口大开多添几碗饭外，还能抵御风寒，祛湿长力，少生疾病。

外婆有几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一是红烧肉。买来猪肉，六成肥四成瘦，洗净后，用盐、酱油淹制半小时许，然后在肉皮上蘸上胡子酒（醪酒），放在油锅里煎，直到肉皮焦黄，再放在冷水里泡，泡过后和水稍煮，于是肉皮便起了一层褶皱。继而切成方方正正的肉块，皮朝上肉朝下整齐地垒在碗底是自制的黄豆豉和盐菜的海碗里，趁蒸饭的当儿放在盛有捞米饭的木甑里去蒸，蒸到肥肉五分熟，肉上渗出晶莹剔透的油星子，再倒入铁锅里用武火红烧，放些蒜头葱白一搅，出锅，趁热吃起来，虽说咸点，但入口细滑，油而不腻，互芬齿颊。可惜，外婆心中有数，每人只有两三块，总嫌吃得不够酣畅，于是盼着下一顿大嚼。

一是腌黄瓜。黄瓜洗净后，放在簸箕里让日头晒上几天，待蔫后，放入加了盐的沸水里焯一阵子，滤干，再晒上几天。如此几道工序后，将黄瓜切成均匀的几截，倒进盆里和上粗盐去搓，然后将其与早以预备好的豆腐乳和辣椒酱搅拌在一起，进坛，撒盐，淋酒，密封，半月后，即可食用。开坛是我们姐弟几个就围着外婆嚷着闹着，外婆就会用筷子蘸上一点粘在黄瓜条上豆腐乳放到我们舌尖，当我们咂巴咂巴的时候，外婆就会用很浓的衡阳口音问我们：“么样子？”“好吃好吃！就是咸哒”我们连连夸口。“讲乱话！不咸哪里吃的？”外婆很高兴地说。说真的，除了咸一点，确实好吃，辣，脆，香，醇。

是的，外婆做菜的时候，我们常常簇拥在旁边，小鸟一般，叽叽喳喳。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但外婆有很多禁忌——

外婆给蘸了酱盐的鲜肉鲜鱼走油锅的时候，你看可以，但不可多嘴更不可喧哗。外婆说，油锅里面睡着“油王”，如果“油王”翻身，油锅里会源源不断的生出许多油来，舀都舀不完。外婆还说她小的时候，她们村里有一户人家，煎鱼，碰见“油王”，锅里的油像泉水一样汩汩地往上冒，那户人家用瓜瓢舀了好几坛子油哩！“搞手脚不赢”，后来有人打了一个喷嚏，扰了“油王”，“油王”跑了，结果油锅的油全干了。

从此，每当外婆给鱼肉“走油锅”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虔诚地守在旁边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沸腾的油锅，巴望着神奇的“油王”出现，——可从未出现过。现在想来，虽不免有几分失望，但“油王”的故事，却给儿时的我们平添了多少期待和遐想啊……

大年初一的“挂红”是最神圣最难忘的了。外婆一大早就起来，添火扫地抹家具，当小镇刚刚响起迎春接福的鞭炮声的时候，外婆便小心翼翼地拿起除夕夜放在灶台上焙着的鞭炮——担心鞭炮受潮，放的时候不响，特地放在灶台上焙干——“吱呀”一声打开“财门”，点上三柱香，燃起一挂鞭炮，默念几句“天神地神，保佑众生。开门迎吉祥，出门逢贵人”之类的祝词。之后，外婆就会窸窸窣窣把年前购买或自制的放在底层有石灰块的瓦瓮里宝贝一样收藏的平常难得一吃的瓜子花生兰花根麻丸薯干纸包糖之类的食品翻出来，盛在一个垫有红纸的圆形盘子里，外加一杯糖开水，两个去壳的鸡蛋，四枚红枣。接着就张罗我们起床，——其实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让我们早就醒来了，不过佯作酣睡状，暗中瞅着外婆的一举一动。给外婆，给长辈，请过安道过福之后，我们便围坐于架在火烧的正旺的地灶上的摆满了零食的桌子四周，开始了“挂红”，其意切切，其乐融融。外婆总是最迟坐过来的，依旧会从靛蓝色的大襟衣里掏出红包，孩子们一人一个，红包里有一张簇新的面值两毛钱的钞票。一阵寒暄之后，外婆总还会照例吩咐我们几句“要懂事，要在行，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一旁的外公不怎么说话，只是一边咬着长烟管就着灶火吧嗒吧嗒地吸着他的旱烟，一边眯细着被烟熏得似乎小了许多的眼睛点头微笑。

自然，“挂红”也有禁忌。除了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外，尤其不能打碗。可是越谨慎往往越容易出错，打碗的事也偶有发生。这时，外婆就会弓着腰拣拾地上的碎片，自言自语道：“打发打发！不打不发！有打有发！”然后，用红布把它包裹着放在某个旮旯里，到元宵节过后才扔掉。

“儿童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小时侯，只顾吃，只顾乐，不太懂也不愿去琢磨这种仪式背后的民俗意义，哪里明白其间所蕴涵的“圆圆满满、清清白白、甜甜蜜蜜、红红火火”等对美好生活最朴实最善良最执着的憧憬啊！

外婆作古十来年了，外婆做的菜的味道也已成了遥远的记忆存留在脑海里。

今年过年回家，适逢冰凌天气。好在初六那天，天气转好，久违的阳关终于露了一把脸，于是家人亲眷相约去看了回外婆。尽管山体有些滑坡，外婆的坟茔尚好，小土堆饱饱满满的。

有山风徐徐吹来，清凉清凉的，酒也醒了，心也豁然了——

将来的某一天，我真想枕在外婆身边，任晨昏更替，寒暑易节。且不说为别的吧，单为外婆的美食，我也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