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初冬，广州到处灰蒙蒙的，没有一丝寒意。白云大道又是塞车，走走停停，百无聊赖，突然想起，去年，也是这个季节吧，就在这条路上，同学来电，说潘生走了。一时间，记忆的灰霾散去了，丝丝伤感漫过心头，迫不及待地想写点什么，记下这位无法淡出记忆的老师。 潘生是我高中三年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客家人崇尚教育，学生喊老师为“先生”，读快了就成一个音：xiang，通常写作“生”，所以潘老师被称作“潘生（音xiang）”，而同事之间互相称呼，则是“名＋师”，“潘生”就是“朝芳师”。一个男老师怎么起了个女名，我们女生私下里也议论过。不过，除了名字，潘生似乎没有更多的破绽可供我们在卧谈会上谈论。高高瘦瘦的个子，背有点驼，不苟言笑，说话动作总是慢条斯理，言简意赅，点到即止，如数学公式般严谨，最经典的动作也就是在铃声响起之时急急地掐灭烟头，快速走上讲台，或者讲完课，手背推推眼镜再拍拍手上的粉笔灰，背着手在课室里转转。他的数学课极有特点，通常先让我们看书，做题，剩下半节课再作点拨。他不喜欢题海战术，总是强调要吃透课本，吃透基础概念，那些聊聊数语的定理，总被他挖掘出无限的数学玄机。除了督促我们学习，潘生对其它的活动似乎没有太多的激情，屈指可数的几次什么晚会、春游都是沉闷无趣的。而班上五十五人，个个都是过过筛子的人物，学习几乎是天生的需要，态度和行为基本不需费心。不过，十来岁的年龄并不总是低眉顺眼，甘心寂寞的，偶尔也弄些叛逆的“壮举”，让潘生大伤脑筋。高二时班里传看武侠，一众男生课间聚集，高谈阔论，侠气激荡，我们宿舍的侠女郁葱则创下了打手电读通宵的记录。“快意江湖”自然逃不过潘生的火眼金睛，他对武侠是不屑的，对学风的偏离更是忧虑，便以一贯的和风细雨苦口婆心婉言相劝，然收效甚微。相持之中，一柴姓同学借作文之名，引经据典，大发议论，为金庸辩护。语文林老师似乎不了解此文的“政治背景”，批上“观点鲜明，可以争论”，贴堂交流。接下来，潘生是否和林生有过交锋不得而知，一直无法忘记的，是班会课上，潘生一反平日之从容，激动地力陈高考竞争之激烈，时间之宝贵，前途之重要，最后竟哽咽难言，潸然泪下。那一刻，全班出奇地安静，老师的啜泣声在课室里回响，每个人都低着头，中年男人的泪水深深地刺痛了我们。 潘生真情流露的一刻，使他一贯严肃而单薄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成为我们高中记忆难以忘却的一幕。后来，谈起此事，当年的一位活跃分子颇不以为然，觉得潘生小题大作。我没有说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我和潘生并没有太多的直接接触，但是每一次的记忆都是那样真切而厚重。 记得潘生在球场边的山坡上有一间小房子，挂着竹帘，班里有些同学是可以经常掀开竹帘的，他们或者是竞赛尖子，获得数学课的缺席权，或者家境贫寒，需要班主任的特别关照。我不属于这两类人，够不上出类拔萃，也不特立独行，毫不起眼的一个，实在找不出劳烦老师的理由，所以虽在潘生门下三年，但和潘生的第一次单独交谈，已是高三。起因是那次期末考试我的物理得了68分，而班级平均分为80分。卷子发下来好几天了，心情一直郁闷。课间，潘老师如常在课室里走动，到我的旁边时，停了下来。那时我坐在靠门边的第三排，脑袋埋在书堆中。潘生俯下身子，用一贯轻柔的声调，慢条斯理地问道：“秀民，这次物理没考好吧？”我的眼泪刷得一下就下来了，不知道是因为考得不好，还是终于得到班主任的重视，他接着说的话，我都听不清了，只记得泪流满面，难以自禁。 几个月后的高考，物理得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高分。但这个高分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落寞地步入师大，郁郁寡欢。我开始天南海北地发信，诉说自己的不得志，其中也写给了潘生。因为写给老师，估计说了不少粉饰太平的话，发出诸如“在三流的学校里做一流的学生”之类的豪言壮语。不期然，我居然收到了潘生的回信，写在备课纸上的字迹整齐而清秀，称我为“秀民”，以谦词“劣师朝芳”结尾，话语亲切、真诚，说我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假如报某某学校就好了，流露出没有指导我填好志愿的愧疚，鼓励我努力学习，将来做一名优秀的教师。收到这份迟到的教诲，当时真是好激动，在我们那种精英云集的名校里，值得他骄傲、得到他关照的学生实在太多了，实在没想到老师还记得默默无闻的我，也有如此温情的一面。我自然充满感激并积极回应。这样的通信持续了几个来回，彼此像朋友一样谈论着各自的生活，直到我对写信的热情渐渐消减。 后来的十几年中，我只见过潘生两次。一次是六年前同学聚会，请来潘生和教语文的林生。林生拿出当年的高考录取名册逐一核对，一些排名靠后的同学微显尴尬。潘生还是那样淡淡的宠辱不惊的样子，接近六十了也不显老，依然是清瘦的身材，烟已经戒了，脸色看起来很红润。我们只是聊了几句家常，人太多，我想请他到家里坐坐，始终没有机会。 其实那时潘生看似健康的身体已经潜伏着凶险的病魔。最后的一次见到潘生，是在陆军总医院的病房。他的病疾已经恶化，到广州来做脑部手术。他平躺着，一侧身子不能动弹，头发剃光了，脸色灰暗，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师母喊他，我走上前，说：“潘生，我是秀民啊，还记得我吗？”他缓缓地睁开双眼，注视着我，突然紧紧拉着我的手，哭着说：“秀民啊，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像个孩子嘤嘤地哭着，师母红着眼在一旁，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正饱受病痛折磨的老师和疲惫的师母，只是拍着他的手，不停地说：“没事，没事，会好起来的……”老师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很快又进入昏睡的状态。师母不认识我，我提起几个知名的同学，又聊了聊潘生的病情，大家都有些黯然，赶着上班，我呆了一会就走了。一路上，想起当年的高中生活，想起潘生精彩的数学课，想起那次声泪俱下的教导，想起自己曾经的痛哭流涕，特别后悔，觉得自己刚才怎么笨嘴笨舌的，怎么当时就不会给老师说说这些呢，告诉老师，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教诲，没有忘记他呵护我们走过的青葱岁月…… 再也没有表达的机会了。去年初冬，人在旅途，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喊我“秀民姐”，是潘生的儿子海峰。他说，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父亲珍藏着几封十几年前我写的信，相信这些信给过父亲很大的安慰。听罢，一时无语凝咽。 此时，应该是老师的周年忌日。写着这些文字，潘生那瘦削的面容，略带驼背的身影依稀出现在眼前。那些记载着初入大学的复杂情感的信件曾经给过他什么样的安慰，我已无从获知，也许，潘生严肃的外表之下，有一个汹涌的情感世界，丰富而真挚，从教一生，学生就是他所有的快乐和忧伤。一位同学说，潘生曾经给过他经济上的支持和父亲般的关爱，我相信是的。我没有那位同学的窘迫，也就没有了受到关注的幸运，可是，一路走来，从寒窗苦读的东山岁月，到愤愤不平的大一时代，以及后来那些平淡的时光，不也未曾离开过他关注的目光么？他珍藏的，说是安慰，不如说是我们成长的印记，青春的誓言。如今的我，恐怕已没有勇气翻读当年的豪情，可是，总有一些人固执地相信我们，他们从没怀疑过年轻的激情，从未放弃过殷殷的期待，更让我们无法忘却曾经的承诺。正如此刻，天上的那颗星星注视着我，微弱的星光穿透时空的尘埃，让我看见那个曾经简单、充实的自己，看见了那些渐渐褪色的梦想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