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楷体_GB2312][color=blue]元旦放假的时候，想起一个过去学校的朋友。写下来一些文字。[/color][/font] 元旦嘛，少不了与兰州方面通话。今天的消息是，下雪。电话里说，最近下了好几场雪了。令我想到北方的雪野，和不再的岁月。童年，陇东雪原，天地一笼统，几个孩子，像雪地上几只小小麻雀，唧唧喳喳着挪动。仰头看去，电话线身形沉重，上面站着一串真的麻雀，个个神情肃穆，高瞻远瞩。 提起话筒，想给兰州的谁打个电话。起初的瞬间，一连串名字，争相涌现，色彩绚烂。慢慢地，却依次消褪，晚霞般淡出无痕。人与人，似乎应该存有天长地久的。退一步，也有“天涯若比邻”之说的。问题是，亲密如夫妻，尚且需要“共处时间”——婚姻学专家及业余准专家们无不持此说。于是，一些人一些事，在岁月的冲刷里，不知觉间，淡了，远了。 昨天的电话里，和弟弟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了好半天，居然，扯到了天气，和雪。最后，弟弟说，想说话的，提起话筒却想不起说点儿什么。我说，同感同感。其实，我心里要表达的，应该是“痛感”才对。说痛似乎无病呻吟，但，并无半点夸张。想起这些，也就取消了给志国兄电话的念头。 现在，志国兄做着什么呢？我想着，已经想不出很活脱的画面了。连志国兄的面孔，也渐趋模糊起来，可疑起来。当年，全然不是这样的。很多的假日，我，老惠，还有志国兄三家，会在一起聚餐的。那种聚餐，是典型的家庭聚餐。不像现在，约好几点几点，到某某酒店某号房，掐着秒表似的。当时的我们，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和老惠凑一处就要围棋，不过，和志国兄一起，便不围棋啦。大家扯淡。 当时的主流媒体老在杯葛这种生活方式，似乎这些懒散的幸福，是中国落后与不幸的最大原因。等到去年暑假，我去了英伦，才发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们，也就那样生活着，很惬意的生活。 老惠比志国兄大一岁，志国兄比我大九岁，都是同事。我毕业做教师的时候，才十八岁。当时，志国兄还没有结婚。每天凌晨，都能在学校操场的一角，看到他打熬气力的雄姿，那是真正的雄姿，不存在一点儿夸张溢美。志国兄的单身宿舍直对着操场，路过的时候，总能看到地下摆着一付杠铃。早上的时候，杠铃便被他拿到操场，摆弄起来。志国兄身体很强健，略有点儿魖黑的面庞，典型的国字脸，肌肉结实，头发茂密，声音洪亮，音色坚强，走路节奏刚强有力。那个时候，你无法从他的神情中发现疲倦的。 和志国兄怎么交往起来的，又怎么亲密起来的，全都忘记了，想不起来。总之，一些人，是会走到一起的，大概是这样吧。无论怎么说，有一些画面和符号，任什么，即使太平洋海啸，也冲刷不了的。我坚信。 现在，我会跟别人提起爱因斯坦，由于他是一个人。当年，我也跟别人提起爱因斯坦，只因为，据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一个有关爱因斯坦的边角话题里，我发现了一个较真的人。此人，就是志国兄。 新世纪以来，由于校本课程的原因，我厚着脸皮公然斗胆给学生讲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讲的时候，我会说，相对论如同霍金的书，看得懂是收获，看不懂也是收获。同时，先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不懂。接着，我会提及志国兄。 19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在志国兄家里，我见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给志国兄的四封回信，手写的。信的具体内容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信中对志国兄“给爱因斯坦找麻烦”的精神表示了应有的钦佩和鼓励，同时，婉言相劝，叫他立足本职工作，应该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云云。总之，文字是善意的，有着那个时代人们共有的诚恳，没有半点夸张。志国兄打开他的几大沓笔记和稿纸，给我讲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漏洞与缺陷。我听得很认真，认真的主要原因，是痛感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无知——无知到一句也听不懂！志国兄应该知道我听不懂，但还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了好几个小时。抽着烟，表情严肃而痛苦。我承认，那种痛苦里，有着夸张和自恋的成分。但直到今天，我还是首选理解，不想过多解构。 无知无畏的日子，谁都要经历的。怎样消磨这些必须消磨的时光，大家却各有不同。打台球、打游戏、在街上混，都是一种选择。而志国兄，却选择了给爱因斯坦找麻烦。难道他不知道撼山易，撼爱因斯坦难么！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像志国兄那样的一批人，是异常可贵的。可以想象，一个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要面对爱因斯坦，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朱学勤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看，志国兄算一个。 虽说志国兄颇为谆谆，但由于我当时一门心思扑在所谓文学上，整天价为诗歌小说点灯熬油，对自然科学根本没兴趣，也就没产生什么明显的教育效果。只是，经常在一起扯淡，扯得多了，我的顽固，也渐渐有些松动。后来，志国兄发现，无论什么孟德尔，还是什么普里高津，只要将他们的理论和社会和历史联系到一起，我便来了劲头。于是，他的说法也开始了一点儿微妙的向“文学化表述”靠拢的转型。 比如，他说“任何封闭体系都是死亡体系”之后，我便开始把这句话和大清帝国联系起来，和邓小平之前的共和国联系了起来。于是，我们便开始了从科学到社会的研讨。当时，应试教育还远没有这么炉火纯青，高三以外的教师，生活还是可以惬意点儿的。于是，我们一起扯淡的时候的确不少。说起来，真是互相受益。谈到孟德尔的时候，志国兄显得比较有信心，也比较黯然。他说，孟德尔生前是一位传教士，没人理会他在遗传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直至死后，他的学问才大行其道的。在志国兄那里，我这个中学没学过生物学的人，终于多多少少补上了一点儿功课。我想，以后我之所以对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直至胆大包天地给学生开所谓“拓展型课程”，除了喜好哲学的必然延伸而外，志国兄是一个决定性的介入因素。 志国兄只上过当时企业工人大学的英语教师培训班，英语水平是不错的，连年带高三足以证明他的实力，起码，在当时学校的英语组算一把刷子。但他就是不肯去上教师进修学院拿文凭，他说，我用不着去的，更不会去参加拿文凭的自学考试。他妻子跟他学英语，一门门下来，过了自学考试，学历上比他要理直气壮了。他说，那算什么，她敢跟我比试比试么？妻子苦口婆心没用，只好由他去了。所以，至今，志国兄还是高三把关教师，但没有高级教师称号，没有所谓“国家承认”的大学毕业文凭。 使用“给爱因斯坦找麻烦的人”作为这篇文字的题目，客观上看去，的确有些夸张。但我要申明的是，那的确属于事实。志国兄是一个普通但合格的中学英语教师，在我所接触过的教师中，志国兄应该属于那些“有文化者”之列，而且排名靠前。当然，冷静地想，凭着志国兄的基础、视野，是无法具备给爱因斯坦找麻烦的资格的。但，像今天，人们都知道，与其给爱因斯坦找麻烦，不如陪局长处长喝喝酒。现实成这样，一定就是好事，一定就比那时的志国兄聪明么？ 思想史上不会有志国兄的名字，科学史上也不会有志国兄的名字，普通看去，作为一个英语教师，中国基础教育英语教学界的各等荣耀，志国兄也无法染指其中。但，我想，一个民族，总得有志国兄这样的一批人存在，喜爱科学探索，“不为什么”的喜欢，为喜欢而喜欢，才好。1995年我离开兰州，最初联系甚密，渐渐就淡了下来。到了这边，渐渐也有了新的圈子和新的朋友。可以推知，我走后留下的交往空白，也会有人填补的。现在，偶尔说说话，志国兄的兴致已经转型，收藏古董，豢养冷血动物等等，不一而足。那年到他家，发现，旁边一只玻璃柜中，居然，盘踞着一条胳膊那么粗的蟒蛇，或尔颔首，蠕动从容。 功利社会里，机会主义甚嚣尘上。生涯设计，瞄准个人利益最大化，似乎，都没错。但，志国兄的影子，还是那么亲切地盘踞在我脑海深处，像那条从容蠕动的蟒蛇，偶尔，探出头来，露出久违却依然亲切的笑容。今天是2007年元月4日，想给志国兄电话，最后，居然没打。坐在电脑前发楞，良久，写下这篇散乱的文字。 志国兄姓张，河北唐山人氏。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志国兄正在乡下老家。一次，酒后，他向我们讲述他亲身经历的唐山大地震。他形容道——那时，一切都崩溃了，一切都靠不住了。在自然面前，人是那么地渺小那么地无助。当时，我一步跨出屋子，屋子应声而倒。脚下的大地在发抖，华北平原——像丝绸一般飘动……对了，想起来了，正是这句话，当年，让我结识志国兄。谢天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