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其实不是节日，也并不确指某一天，年的本义是指一次禾成熟到下一次禾成熟之间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与阴历的一个寒暑周期大致相同，于是人们用“年”来称一个寒暑的周期。“年”字是一个形声字，由“禾”和“千”两部分组成，“禾”表意，表示“年”与“禾”有关，“千”表音。称禾成熟一次为“年”始于周朝，至于具体的时间，不得而知。 过年，应该是中华民族最为传统、最为隆重、也最为热烈的活动，而这项活动最初的核心却是祭祀。 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主要是农耕文明，土里刨食的先民黄汗淌黑汗流辛辛苦苦换来了赖以生存的粮食，但当面对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他们却对苍茫的天宇、广袤的大地和冥冥之中的诸多神灵满怀感激之情。他们不敢贪天之功，于是在完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后，于岁尾年头辞旧迎新之际，拿出自以为美好但并非出自泥土的祭品——猪、牛、羊等，同时奉上一颗虔诚之心，祭拜天地神灵，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祀之后的祭品由参与祭祀的人们分享，人们因此而得以饱口腹之欲。据说食用神灵享用过的祭品可以得到神灵的保佑，这样以来，参加祭祀活动对于人们来说实在是一件物质和精神都有所收获的好事。这大概就是过年渐入人心而祭祀活动历久弥新的缘由吧！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发生了变化，一些人脱离了农耕，祭祀的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商人祭财神，船工祭水神等等，也有祭祖先的，但祭祀的习俗却没有改变。尽管这种活动曾被斥为迷信遭到严厉禁止，但仍然顽强地延续了下来。这一源于愚昧的活动是人们在艰难的生活中表达美好愿望、寻求精神寄托、饱含感恩之情的一种高尚的方式，岂能是一个愚妄的定性能够禁止得了的！ 我小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一切与鬼神有关的活动都属于封建迷信，都在破除之列，但过年的时候，我的爷爷从来没有间断过祭神。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大年三十那天，一家人吃年饭之前，爷爷用一个大托盘装着一只煮至半熟的猪头，猪头的左右各放一只大碗，碗里各装一大块也是煮至半熟切得方方正正的猪肉，猪头的前面摆着三只小碗、三双筷子和三只小酒杯。爷爷用他那双青筋突出的手端着托盘，嘱我拿着香、蜡、纸、炮和一瓶未开封的酒跟着他。爷爷带着我到门前大片水田之间一段稍为宽大的田埂，将托盘放在地上，跪下、倒酒、点蜡、焚香、烧纸、燃放鞭炮，然后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叩首，最后将酒杯中的酒洒在田垄上，起身，端起托盘走回去。整个过程肃穆而庄严。我肃立在爷爷身后，自始至终都不敢说一句话，爷爷也不曾要求我做什么。有一次，我要跪下磕头，爷爷制止了我，他说：“赶快起来！让别人看见，会说你讲迷信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怕？”爷爷说：“我老了，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一家人有吃有穿、平平安安的，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当时我还小，不懂得爷爷的话，长大后才明白，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呈病态的年代，爷爷是冒着被批斗的风险以最古老的仪式表达他最朴素的感情的。以虔诚的心灵和苍老的身躯为一家人撑起一片精神天空的爷爷啊，你就是我心中的神灵！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年味是从农历腊月初八开始酝酿的。腊月初八那天要吃腊八粥。天还没有亮，妈妈就起来了，用籼米、糯米、红豆、绿豆、花生、大枣、萝卜丁和腊肉丁熬腊八粥。我们起床时，腊八粥已经熬好了，比平时早晨喝的稀饭要稠得多，是那种可以用筷子挑起来吃的“陷牛脚”——意思是牛走在里面都拔不动腿。满锅的五颜六色和满屋的香气给了我们兄弟满心的欢喜，我们大都顾不上洗脸，就抢着拿碗盛饭。两大碗香糯可口的腊八粥下肚之后，浑身热乎乎的，背着书包去上学，走在冰天雪地之中，迎着凛冽的寒风，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冷。中午回来，也不像往常那样饥肠辘辘，午饭也吃得比以前少。 “腊八”过后，家家户户陆续地开始杀鸡、宰鹅、杀猪、宰羊。虽然是准备年货，却也在宰杀的当日吃上一些，于是饭菜里的油水渐渐地多了起来。副食的改善使得人们的饭量普遍有所下降，先前“吃死老子”的半大小子吃饭时也变得秀气起来。不明就里的家乡人还以为是将要过年的缘故，于是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望年饱”。 到了腊月二十三，年味就很浓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这一天灶王爷要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汇报一年的工作，因此家家户户要祭灶，祈求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那里多多美言。祭灶用的是一种叫做“糖瓜儿”的饴糖，这种糖极粘，据说用它祭灶的目的是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以免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面前搬弄是非。我曾对此感到纳闷：又想让灶王爷美言，又要粘住灶王爷的嘴，怕是灶王爷也不知如何是好！有一次，妈妈祭灶，我想问她，刚开口，妈妈就白了我一眼。妈妈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在敬神的时候，若是哪个孩子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她会毫不客气地给你一个“爆栗子”，打得你大脑一片空白眼前一片金星。我吓得赶紧收声，于是“糖瓜儿祭灶”成了我心中至今未解的一个神话之谜。 我的家乡有吃油炸食物的习惯。大年三十前一天的晚上，一般的人家都要开油锅，炸制一些吃的，以便招等正月上门拜年的客人。我们家是大家庭，爷爷又是家族中的长辈，正月里客人特别多，因此大年三十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家要炸很多东西。通常是先炸油条，接着是炸萝卜丸子，最后是炸滑肉和滑鱼，其中油条和萝卜丸子最多，要炸很长时间。 炸滑肉也许是我们家乡特有的。先把肉切成长条状，挂上面糊，然后放入油锅炸至金黄即可。炸制的滑肉吃起来特别方便，只需往炒得差不多的青菜中一放，煮一会儿就行了。正月里用来待客，烹制起来十分方便，而且很能显示主人家的厚道。与青菜同煮的炸滑肉实在是一种美味。年前我与同乡杨君一起吃饭时，偶然谈到炸滑肉，他立即来了精神，连声称好，说话时连口水都流了出来。 炸年货在我们家是大型炊事活动，都由我爸爸主厨。在炸制的过程中，我们兄弟几个轮流到厨房去拿刚炸出来的食物，吃得满嘴是油，到滑肉炸出来时，我们早已是肚子溜圆、有心无力了。我们抱怨爸爸不先炸滑肉，爸爸说：“先炸滑肉，你们都吃了，我拿什么待客！”原来这炸东西的顺序中包含着爸爸辛酸的智慧。 大年三十是过年的核心日子。这一天，过年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贴春联、放鞭炮、穿新衣、吃年饭……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喜气洋洋。 过了大年三十是正月初一，正月初一被称为“春节”。有人把“过年”和“过春节”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儿。过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把农历正月初一确定为“春节”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情，至今还不到一百年。我的家乡一直没有过春节的习俗，正月初一人们已经忙着走亲串友，开始拜年了。 初一一大早，我们小孩子也被叫起来，派到邻居家去拜年。我们小孩子成群结队、大呼小叫，每到一家，争先恐后地叫着：“阿叔阿婶，拜年拜年！”那家的主妇便笑吟吟地拿出一些吃的分给我们，有给炒花生的，有给葵花籽的，有给地梨儿（荸荠）的，也有给一粒水果糖的。我们统统装进衣兜，走过几家之后，个个衣兜都鼓鼓囊囊的，也有满得盛不下的，以至于边走边掉，如羊拉屎一般。此时常有人会大叫一声：“谁的羊拉屎啦！”其他的孩子都不约而同地捂住自己的衣兜，然后又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一路上嘻嘻哈哈的，还没等我们走遍村庄，整个村庄都跟着笑起来了。 我们小孩子的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拜年，拜年是有很多规矩的。“先拜至亲，后拜远亲”，“拜长不拜幼”，“拜年要到家”等等。不懂规矩会让人笑话的。我的家乡有这样一句话：“初一叔，初二舅，初三初四老丈人家凑。”叔为本家至亲，舅为娘家至亲，须拜过之后才能到老丈人家去。不过，从我记事时起，许多已婚的年青男子往往在正月初一就跟着媳妇到老丈人家去，把叔叔、舅舅抛到脑后了。究其原因，大概是家乡的妇女——其中主要是已婚的年青女子，她们的地位不受家乡偏僻和贫穷的影响而快速提高，走到了社会的前列。她们要在大年的头一天去给至亲至爱的父母拜年，于是她们的丈夫在她们的引领下颠覆了传统。由此可见，社会地位的变化，可以让人轻而易举地打破一些规矩。 家乡人对待上门拜年的亲戚是极其热情的，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留人吃饭。如果你在同一个村庄有多家亲戚，而你在这个村庄又不打算停留太长时间，那么你在这个村庄停留期间就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吃饭。你必须在每一家亲戚那里吃一顿饭，而且每顿饭都很正规，桌子上都摆满了碗碟，有人很正式地陪着。常常是你在一家的桌子旁边坐着，面对着满桌菜肴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你的身后正站着一个接你去他家吃饭的孩子，只要你放下碗筷，不等你站起身来，那孩子早已抱紧你的胳膊，把你往他家拉了。这种现象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尤为突出！我那苦难的乡亲这样做，并非是张扬作秀，也不仅仅是害怕背上吝啬的名声，而是因为在长期的苦难中深味了饥饿的痛苦，希望用一年之中难得一有的富足给难得一见的亲人以慰藉。一年又一年，他们把这毫无意义的事情做得那么执着、那么实在。后来，这种风气随着家乡的日渐富裕而有所改变，今天更是荡然无存了。 “拜年拜到初七八，一无酒来二无茶。”初六过后，走亲串友的人就很少了，拜年活动告一段落，但“年”还没有过完，元宵节还要再掀一个高潮。元宵节在农历的正月十五，主旋律是灯：成年人舞龙灯，小孩子打灯笼。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俊男靓女，出门观灯。多有青年男女于观灯之时四目相对怦然心动一见钟情终成眷属者，于是，有人称元宵节为中国的情人节。 如果说腊月初八吃腊八粥是过年的开幕式的话，那么元宵节观灯就是过年的闭幕式了，但过年并不是随着元宵节的过去就戛然而止，其余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正月十六，也会有一些人出门拜年，多为女眷。早些时候因疏忽或慑于女权而失礼的人，也可以乘此机会弥补过失。 我的家乡过年大致如此，想来其他地方过年也大致如此吧，这过年的习俗应该延续了上千年而没有大的变化吧。近年来，离家谋求发展的人越来越多，平日里家人和亲戚都难得一聚，每到过年，团聚和亲情的魅力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们，数以亿计的人从不同的地方奔向同一个地方，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春运大潮。但如今离家谋求发展的人们与历史上离井背乡漂泊的人们有着本质的区别，衣锦还乡的人们与逃难返乡的人们也迥然不同，环境的改观和生活的改善促使人们过年的观念和习俗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数千年来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的祭祀活动正日渐衰微。一代伟人曾极力追求但至死都没有达成的目标，在他离世三十年后悄然而至。当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足，当人们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日渐深刻，当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功名不信由天”的时候，谁还会长跪在苍茫的大地上叩拜天空的虚无缥缈呢！有人喜欢把民俗的消失等同于传统文化的失落，并为之伤感。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以为，习俗的变化正如路的变迁，先前因生产力落后和物资缺乏盘山而行的山路，在新的时代变成了穿山而过的隧道，这显然是一个进步、一件好事。今天年饭桌上饺子被一些人冷落和烟花爆竹在一些地方被禁放，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今年的“年”，我是在广州过的，分享了大都市的年味儿，也得以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大年三十那天，我去市场买菜，在路上看到一个流浪汉，他全身极其肮脏，下身没有穿衣服，冻得瑟瑟发抖，走路战战兢兢的。他走到路边的垃圾桶旁，伸头往里面看了看，然后失望地走开了。大年三十，谁都不愿触霉头，于是路边的行人纷纷避开他。看着他孤苦无依的身影，我的心里忽然有了莫名的冲动。我走过去叫他，他低着头，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我伸手拉住他的衣服，他停了下来。我问他话，他好像没有听见，也不理我。我请路边的一位小伙子替我到马路对面的小店买一些吃的来，递给他，他很快就吃完了。路边的一位阿姨看见了，回家拿了一条裤子来。我给他穿上裤子，让他站在原地不要动，然后到附近的电话亭去打电话给警察。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乖乖地站着不动。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叫他上车，他不动。我说我来吧，然后拉着他的衣服，示意他上车，他便在我的指引下上了车。我对警察说：“把他送到收容站去吧！今天过年！”警察答应了。警车开走后，我也走了。我听到身后有人夸我是一个好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随手做得了一件小小的好事，竟然让我赢得了“好人”的美名，这对我实在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只此一事，今年于我便是一个大有之年。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静坐在家里，想写一点儿关于过年的文字。窗外有人燃放烟花，不时腾起的缤纷色彩把夜晚本来就灯火辉煌的城市照得更加璀璨。炉子上炖着的鸡汤沸腾着源源不断地送出香味儿，香味儿飘出厨房，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香气笼罩着我，沁入我的肌肤，钻进我的鼻孔，把盛世的和谐和生活的醇美送入我的心底。多年来，我独在异乡的落寞和东奔西走的疲惫顿然全消，一时豪兴骤起，俯仰左右，遂成四韵： 立春过后十三日，佳节处处喜洋洋。人在江湖能潇洒，胸怀天地自宽广。 细读诗书情常惬，偶行小善心益爽。好年分与人同过，心有期待滋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