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灯，大概是我的家乡所独有的风俗。元宵节的晚上，后人要按健在的男丁数量到先人的坟前送灯。灯的制作十分简单：先用糊灯笼的皮纸粘一个圆环，送灯的时候，在先人坟前的地上插四支竹签，将点燃的蜡烛插在竹签的中间，在竹签外面套上纸环就可以了。我的爷爷在世的时候，一向重视送灯这件事，每到元宵节，他都让我爸爸到百里之外我太爷爷的坟前去送灯。现在爷爷去世二十多年了，我却从来没有亲自到他的坟前送过灯。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刚读大学三年级。那时的通讯比较落后，爸爸托一个前来吊丧的亲戚到乡邮电所给我拍了电报，我收到电报时已是爷爷去世后的第三天。

我拿着电报去找辅导员请了假，然后赶往市内去坐回县城的班车，希望能赶回去给爷爷送行。

坐在车上，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因为前一天夜晚，我几乎通宵未眠。每当迷迷糊糊将要睡着的时候，我便觉得耳朵里有虫子蠕动，搅得我心烦意乱。我用小指头拼命地掏挖，把耳朵挖得生疼，但一点儿用也没有。只要我迷迷糊糊地将要睡着，那虫子便噬我的耳膜；醒着时，却什么事也没有。我想，那一定是爷爷的神力在催促我回去。现在我已经坐上了回去的班车，正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我却睡不着，我的头昏昏沉沉的，大脑却清醒得很：关于爷爷的许多往事，接连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中；而爷爷的音容笑貌，也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爷爷的身世，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的属相是虎，后来我根据爷爷的属相推知爷爷应该出生于民国三年（1914年），至于爷爷的生日，我不知道。在我的记忆中，家人不曾为爷爷像模像样地办过生日之类的庆典。有一年冬天，我家来了一位爷爷辈的亲戚，晚上爷爷带着我和那位爷爷辈的亲戚同榻而眠，两位老人拥衾长谈，我因此而知道了爷爷年青时的一些事情。

爷爷年青的时候，当过挑夫，也曾贩运过私盐，是山民中见过大世面的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爷爷当过红军，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了，与队伍失去了联系。爷爷在山沟里东躲西藏了一段日子，后来偷偷地回了家。因为爷爷住的地方十分偏僻，又是单门独户，加上他经常外出，且一走就是很长时间，所以没怎么引起别人的注意。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自忠将军率领队伍从山东战场撤往鄂西北地区，经过我的家乡时，爷爷去给张将军的队伍当了向导。到了潢川，张将军的队伍和尾随而至的日军发生了激战，爷爷也参加了战斗。那时，我的爸爸刚出生不久，战斗结束后，爷爷放心不下家中的妻儿，再一次东躲西藏地回了家。解放前夕，爷爷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壮丁，跟随着国民党的队伍走了六天六夜，后来趁人不注意逃了出来，又一次东躲西藏地回了家。

我曾不止一次在心里为爷爷感到遗憾、自豪和庆幸，我发现在那个离乱的年代，爷爷的经历简直是一段传奇，他就像激流里的一颗水珠，时而被裹挟着前进，时而撞击在岩石上飞溅起来。——他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班车开出了市区，速度快了许多，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道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迎面跑过来，又从我的身边向后跑去。我有点儿头晕，只好闭上眼睛，于是又看见了爷爷。

爷爷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常年理着光头，两颗上门牙因为下门牙的过早脱落而长出嘴外，看起来让人有点儿害怕，但他却是一位极其慈爱的老人。我们兄弟八个，除了最小的两个弟弟之外，其余六个从四岁开始都是爷爷、奶奶带着睡的。我的奶奶是一个比较自在的人，她很少管我们，主要是爷爷带。夏天屋子里闷热，晚饭后，爷爷就在门前的空地上支起一大张竹箔（用绳子将刮光的竹竿编在一起，摊开来架在长条凳上的简易卧具），铺上被单，然后把我们领到池塘边，让我们站在塘边的石条上，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再一个一个抱回家，放在竹箔上。又怕蚊子叮咬我们，就拿着大蒲扇从这边扇到那边，从这头扇到那头。我们很快就睡着了，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屋里的床上。原来是到了后半夜，天凉了，爷爷又把我们一个一个抱进了屋里。冬天，和爷爷睡在一起的那个兄弟尿床了，爷爷就把我的兄弟挪到干爽的地方，在尿湿的地方铺上一点儿东西，自己睡在上面。有一次，我们兄弟几个在一起谝嘴，都说自己是爷爷最疼爱的人。大哥说他刚跟着爷爷睡的时候，夜里吵着不睡觉，爷爷就抱着他在院子里看月亮；二哥说他掉到水坑里湿了鞋子，晚上爷爷帮他烤干了鞋子，一直烤到半夜；我说下雪的时候，我在外面玩，小手冻得通红，爷爷捧着我的手，送到嘴边不停地呵气……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结论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是爷爷最疼爱的人。

爷爷疼爱每一个孙子，他像太阳一样将温暖的光洒在我们兄弟的身上。听奶奶说，爷爷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孙子而被别人的嘲笑过，那时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结婚已有两三年，但一直没有生育。有一次，爷爷抱别人家的孩子，逗那孩子玩儿，那孩子在爷爷的身上撒了一泡尿，爷爷随口说了一句“臊气”，那孩子的爷爷接过孩子，抢白我爷爷说：“臊气！你还没有呢！”爷爷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后来，我们兄弟陆续出生，爷爷便一直在“臊气”中呵护着我们。但我以为爷爷疼爱我们，并非因为自尊心得到满足，至少不完全因为当初别人的一句话，因为赌气而做事是不能持久的，爷爷长久地疼爱每一个孙子，是因为他善良、仁慈、温厚、勤劳。

班车一路走走停停，乘客一路上上下下。司机和售票员一直不停地闲聊，我的心里烦得很。我说：“师傅，能开快点儿吗？”司机恶狠狠地说：“开那么快干什么？回去抢孝帽子呀？”这是我们家乡骂人的一句话，很恶毒，意思是说家里死了人。我很生气，大声吼了起来：“我爷爷去世了！”司机和售票员都愣了一下，不再说话，车子比先前快得多了。车轮在山路的沙石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这声音如砂纸一般打磨着我的心，我的心开始隐隐发痛，我禁不住又想起爷爷。

我十三岁那年春天，大腿上长了一个大毒疮，肿得有馒头那么大。毒疮化脓引起高烧，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爷爷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想方设法调理一点儿饭菜喂我，但我一口也咽不下去。爷爷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苹果。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真的苹果，更没有吃过苹果，只是在上语文课的时候，知道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靠着一只苹果打了胜仗。我以为苹果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希望自己在危难的时候得到它。我不知道这个要求在当时是多么不切实际，也没有想过有多么不合情理，倘若不是在重病之中，我断然不会、也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爷爷的眼里闪着泪光，长叹一声，说：“到哪儿去找苹果呀？”停了一会儿，爷爷又说：“我去县城看看吧。”随后爷爷步行了六十里山路，到了县城，晚上在一个远门的亲戚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找遍了大街小巷，最后在一家商店里买了两瓶苹果罐头，又走了六十里山路，回到家里。爷爷撬开罐头，喂我吃了一块苹果，又喂了我几勺糖水。我的精神好了许多，身体从此有了转机。后来，我才知道，爷爷为了让我吃上苹果，在山路上走了整整两天，磨穿了两双草鞋。

班车到县城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我到同学家里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我要沿着爷爷当年为我买苹果而走过的山路赶回去给爷爷送行。一路上，上坡下坡，我都没有下车推行，一口气骑到家门口。许多年后，我曾开车回家，有一段山路须减挡才能上去，而当年我竟然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上去了。

回到家里，看见摆放在厅堂中央的灵柩，我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禁不住放声大哭。大哥抱来一捆纸钱，跪在我的左边，二哥抱来一捆纸钱，跪在我的右边。我拿起纸钱，放到灵柩前面的火盆里。——这是我唯一能够报答爷爷的方式了！暑假里我从学校回来，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给爷爷买了两盒“芒果”牌香烟，爷爷怪我乱花钱。我说这烟也就五毛钱一盒，等我毕业参加工作拿了工资，再给爷爷买更好的烟。爷爷说他就盼着我毕业参加工作，而今他没有等到我毕业就走了，从此与我阴阳相隔，他留给我的如天一样高的恩情，我将无从报答了。烧完纸钱，我挣扎着站起身来，忽然有一个女人在我身边哭倒于地，我和哥哥赶紧扶起她。从她的哭诉中，我约略地知道，她是我远门的一个姑姑，当年曾因家中断粮来找过我爷爷，爷爷留她吃了顿中饭，又送了一些米给她，她家才得以度过饥荒。而那时，我家人多粮少，也常为粮食发愁。

拜祭过爷爷之后，我来到妈妈的床前，——妈妈因为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妈妈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我说：“妈，我的腿疼得很。”妈说：“累的。你再给爷爷烧两刀纸，去歇一会儿吧。”于是我又跪在爷爷的灵柩前面，给爷爷烧纸。我忽然感到有一只手从我的右腿裤脚伸入，轻轻地抚摸我的右腿，然后又从我的左腿裤脚伸入，抚摸我的左腿。烧完纸钱后，我站起来，腿竟然一点儿也不疼了。

我走出院子，来到后房里休息。也许是太过疲劳的缘故，一躺到床上，我就睡着了。朦胧中，我听见爷爷唤我的乳名，我抬起头来侧耳细听，却又什么都没有。再躺下去，刚闭上眼睛，又听见爷爷叫我。我摸索着起来，走到前院，爷爷的灵柩已从厅堂移到门外，准备出殡了。此时正缺一个打幡引路的人，——原来是爷爷让我送他远行。我走过去，接过引路幡，舁榇的人呐一声喊，抬起棺材跟着我走了。

爷爷的后人多，下葬的日子和时辰要顾及的因素自然很多，热棺不宜下葬，须丘起来，于是暂厝于村东的山岗上。当年冬天葬在村北的山坡上。

爷爷去世以后，我一直没有在家里过元宵节。每年元宵节，我都让弟弟替我给爷爷送灯。今年元宵节，我打电话给弟弟，弟弟说，他买了许多彩灯和灯笼，从堂哥家里把电线接到坟地，爷爷的坟前灯火通明。

挂上电话，我感到十分愧疚。许多年来，我奔走他乡，很少回去，也曾到爷爷的坟前拜祭过，却不曾在爷爷的坟前点亮我应该点亮的灯。我知道宽厚、仁慈的爷爷是不会怪罪我的，但我却不能原谅自己。

夜深了，喧闹的城市也静了下来，远处和近处大厦的灯火也渐次熄灭了。马路上偶尔驶过一辆汽车，马达声如同城市的鼾声，将夜的宁静送到我的身边。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披衣起来，找出两支蜡烛，点燃了，放在北面的露台上，再用白纸做两个灯罩，就在这遥远的异乡，为我和我的儿子给我的爷爷送两盏灯，让这微弱的灯光辉映着天上的星月，将一个深荷厚恩者的愧怍和怀念送到爷爷的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