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很久以前，与某大一学生的一次聊天。追记。

    说来话长，从浪漫主义截断，说起。基督教说，人类的所有社会活动的终极价值及其历程，仅只重返伊甸园及其所付出的努力。上帝把人类逐出了伊甸园，但，作为上帝的儿子，人类亦然存有着那份高贵的精神血脉。文艺复兴对宗教的反动，仅只对世俗宗教治理的反动，而非对宗教精神的内核的摒弃。当时，高呼“上帝死了”的尼采尚未出世，尽管世界混沌，秩序瓦解，但他们坚信，秩序依然活在人们心中。于是，从冉阿让到沙威，无不属可拯救之列。只是，不再以上帝的名义，而是以人性的名义。这里的人性，依然是上帝赋予的。因为，浪漫主义并没有交代出这份精神应该有过的滋生长大的过程，和依据。浪漫主义的人本，究其实质，还落在神本之上。表象上，俨然对所谓辉煌人性的坚信与演绎。
    从巴尔扎克到鲁迅，作家们对社会的批判，抵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将人性的所有不爽和腐朽阴暗，都推倒了社会因素之上。实质上，是推到了人的物欲之上。似乎，如果社会进步了，那么，人性将永不会堕落，抑或，被堕落。世界上有这样简单的结论么？有，批判现实主义是也。全知全能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们，他们作品中深陷现实泥潭的人是靠不住的，但他们通过自己的“批判”，依然能够给读者以辉煌人性的信心。在他们眼里，人性并非不够辉煌，只是，那道迷人的辉光被“现实”的乌云给遮蔽了而已。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们众生所从事的，就是那桩拨云见日的神圣工作。
    所以我要说，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红脸白脸，都在为人类争那张脸。前者那里，人性即上帝；后者那里，作者即上帝。上帝死了么？还没。
    现代主义出场之前，尼采已经率先登场。尼采说“上帝死了”，其矛头所向，并非那位从来没出现过的上帝，乃人对自身的所谓辉煌人性的失落乃至绝望使然。尼采祭出自己，祭出查拉图斯特拉，让他如是而说。“超人”的热望，乃绝望的产物。“上帝死了”与“超人”之间，自有着他们难割难舍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链条，破译起来并不难。
    卡夫卡是一个标志。他告诉我们，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包括人性本身。人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无法触动这个世界，冰冷疏离而陌生的世界啊！《城堡》中的城堡，乃非我之境，乃非人之境。浪漫主义经典作家笔下人与世界的“可沟通性与可触动性”，在这里，一败涂地，无可挽回。世界在人心中是他者，在人眼里是不可理喻的，不可亲近的。当然，和批判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一点在于，现代主义的锋芒所指，依然在于世界，而非人自身。说起来，人类文明从业已习惯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机器文明的切换，正是在现代主义思潮这里，构成了一个明显的拐点。卡夫卡用他低沉阴冷的声音撒娇，这个世界，我会过不惯的！
    如果说，在后现代主义出场之前，人类的小说对人的审视，总体上还属“目光向外”的话，到了后现代主义，这一点已经被彻底改观了。存在主义有三句话：其一，他人即地狱；其二，存在先于本质；其三，个人选择神圣。或许，人与世界的疏离还不要命，要命的是人发现，人与自我的疏离与陌生。一个个体与其它个体的交往，就其本质，沟通是偶在，不能苟同乃必然。你将要生存于斯的世界总是限于你而在，存在先于本质。在这样的困境面前，作为“个体的人”以其有限的经验和生命长度的抗争，又存有几分胜算呢？再说，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胜利么？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就是人“生存于偶在”这样一个残忍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以及，人可以“重整”自已必要生存元素的潜在言说。
    小说，从对宏观的世界与社会的纵横捭阖，走到对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逼视，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走向每一个普通读者，走进我们与他们不同的内心体验。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读小说，哀痛是一个境界，幸福是另一个境界。既然，世界已经决定了他所要决定的，那么，每一个个体的人，你们，甘心情愿接受这种“决定”还是要揭竿而起？小说是干嘛的？在我看来，就是一桩“破译命运”的神圣事业。这点上，写小说者与读小说者将会达成最广泛的一致，小说的“先进生产力”即此，无他。总之，真实是可怕的，因此，也是需要面对和破解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