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前，爷爷就死了。
    听爸爸说，爷爷死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那头黄牛“老黄牯”。
    爷爷40岁前，奶奶死了；40岁后，抗战的那年，我的伯伯去了国民党的部队，后来就不见回来：有人说是武汉保卫战死的，有人说是衡阳保卫战死的，还有人说可能去了台湾。爸爸绘形绘色地说，伯伯走之前，曾夸下海口：“不混个连长团长就不得回屋上！”
    奶奶死那年，爸爸4岁；伯伯一去不回那年，爸爸15岁。
    爸爸9岁开蒙。读小学时，离家两三里；读初中时，离家二三十里；读高中时，离家一百多里。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每次白天回家，总看不到爷爷，爸爸自己从土墙屋的一个磨得光溜溜的缝窝子里掏出那把很长的铜钥匙，抵开锁，自己弄饭，——屋里的墙角或瓮里，有很多吃的：豇豆、红薯、土豆、木耳、酸辣椒、腊鸡鸭等。
    爷爷是到山上干活去了。爷爷每天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的：鸡叫起床，打过早伙后，就用海碗装上一碗压得严严实实的上面盖着些菜的满冬冬的饭，拍着他的大黄牛到很远的山里去做事了——开荒，植苗，锄草，剪枝，砍树。老家是很偏远的山区，山多田少。靠山吃山，山上的杉树和山胡椒树是最主要的生活来源。爷爷总是要到天摸黑时才会回来。爷爷一世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的：劳作，收成，存钱，买田买山。
    有一次，在越来越重的夜色中，爸爸惊奇地发现，一路响着熟悉的铜铃声的大黄牛后面跟着一头小牛犊，小牛犊油光闪亮，黄登登的皮毛上有几处白色花斑，就是在夜色中也看得清楚——这头小牛犊就是后来的“老黄牯”。
    爸爸说，他和爷爷没什么话说，见面时，爷爷问一句“来了”，爸爸回一句“嗯”，之后就各自忙自己的事。爷爷的全部工作就在他的大黄牛身上。黄牛都不下塘洗澡，爷爷就提水用丝瓜瓤给大黄牛擦身子，连它的耳朵眼蹄子缝都要细细地抹一遍；农忙时节，除了添草料外，还要给它喂米汤，外加糟酒；牛栏就在屋后20米处，爷爷从不闩牛鼻子，常换些松松软软的新鲜禾杆，让它自由自在舒舒服服地歇息着；夏天蚊子多，还要烧些禾杆替它驱赶……
    有一段时间，说日本鬼子已过茶陵，正在安仁，要去夹攻衡阳。安仁离老家只隔着几重山，不远，又风传日本鬼子，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女人就奸，见孩子就杀，见后生就抓去当挑夫。恐慌像山洪一样，肆虐在山里的沟沟坎坎。小村里留下几个胆大的后生守屋，老幼妇孺都上山去躲兵了。爷爷五十老几了，死犟，拖都拖不走。那几天，爷爷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皓月当空，山风拂面，爷爷拿着一张长竹椅，端坐在禾坪上，摇着蒲扇，吸着旱烟，远远地陪着他的老黄牛，歇着凉哩。不过，小日本终于没有来。
    土改时，爷爷被划了富农，村四遭那一座又一座的山，连那山上自己一棵一棵亲手栽的时已郁郁成林的杉树松树樟树山胡椒树都归了公了。因为没有请过长工，没有血债，爷爷没有被强制管束，只是强迫劳动改造。爸爸说，除了吃饭睡觉，爷爷哪时哪刻不在劳动？像爷爷这样的富农，哪里有个富农的样子？他手上的老茧厚得可以随便去耙去扯去掰山上的茅草和荆棘。也是土改那年，爸爸高中肄业，回乡做了互助合作组的仓库保管员。尽管已过花甲，爷爷依旧在那片再熟悉不过的山上田里做事，依旧早出晚归，依旧面容平静，依旧沉默寡语。有时我想，爷爷面对这些曾经是自己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财富而一夜之间就被充了公的山林和田产，他的内心深处会有怎样的想法？可惜他没有表达，他不会表达，也没有权利表达。
    好在爷爷还有他的那几间土墙屋，还有他自己的牛（其实牛已归生产队所有，队上让爷爷管着，有个伴），就是那头皮毛上有几处白色的花斑的小牛犊，那时已经长成了正当力的“老黄牯”了。听爸爸说，“老黄牯”的妈妈大黄牛充公的时候很老了，做不了事，就杀了，全村20来户人家热热闹闹地打了一次盆伙，余下的肉都分了，每户分了好几斤。盆伙，爷爷没去；肉，也没吃，送人了。
    奶奶死了之后，曾有人上门替爷爷说媒，爷爷冷心冷意，笑而不答；有后生开玩笑说，四伯伯呀，要找个夫养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是头大黄牯！爷爷就会不温不火地说上一句“土箕鬼！那是你们后生个的事”。听爸爸说，爷爷不肯续弦，大概是怕别人分他的财产。
    爸爸小的时候，一个长胡子的算命先生捋着他的长胡子说爸爸将来是“吃埂头上的米”的命，意思就是不要下田做事，吃甩手饭。要“吃埂头上的米”，山里孩子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所以爷爷一直不间断地供爸爸读书。是不是这样？爸爸说不知道——爷爷没读过书，老爷爷带他去拜了回孔夫子，说是拜了孔夫子下辈子就不会变猪变狗了——因为爷爷从来没有鼓励过甚至没有过问过爸爸读书的事情，只是一天到晚埋头劳动，那架势，仿佛在说，读，就供；不读，就种田。不过，爸爸的经历倒是应验了这句“吃埂头上的米”的话。
    爸爸当仓库保管员几个月，就到了区里的团委，算是吃上了“埂头上的米”，后了又到了县里，再后来又到了地委统战部当了干事。爸爸在统战部工作时，曾接爷爷去住过一段时间，第一次走出大山的爷爷，却没有城里人享福的命。因为没做事，就肿脚，而且肿得不小，于是吵着要回去。爸爸说，其实他是放心不下他的“白色花斑”。这么多年了，“白色花斑”成了爷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爸爸还说，有老乡向爷爷道喜，说爸爸出息了，吃了“埂头上的米了”，爷爷只是微微一笑，“嗯”一声，走人。
    爷爷唤他的“白色花斑”叫“老黄牯”。据说，老黄牯，那时正当场，脾气刚烈，肌肉健硕，力大无比，犁田刨山，方圆十里，没有对手，它甚至敢和大水牛斗角，不分伯仲，可是老黄牯在爷爷面前温顺得像只小绵羊。
    老黄牯通人性，重感情，爸爸说了些关于它的逸事。
    老家大山环抱，只在大山之间散落些大大小小的梯田。一年四季，金贵的土地都不会有闲的时候。田埂上有豆子，旱土里有果蔬。爸爸说，老黄牯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它能利索地啃吃掉和豆苗菜秧纠缠着长在一起的杂草。要是偶尔看到别的牛啃食豆苗菜秧，就会先发出“哞哞”的警告，对方如若一意孤行，它便直奔过去，用锐利的短角去顶去刺，直到对方落荒而逃。
    有时别人想赶老黄牯做活，它站在原地半步都懒得走。一任性，索性趴在地上，任你的小竹鞭子抽打，逼急了，它就扭过头，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瞪着你，样子很是吓人。如果爷爷拍拍它的头，说句“老黄牯呀，今天二猛子赶你啦，要听话了啦”， 老黄牯就会长长地“嗡——”上一声，算是答应了，然后就会一整天都会默默地干着活。
    一次，爷爷在山上吃完他的中午饭，坐在一棵大树下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喇叭筒，老黄牯在不远处悠闲地吃着青草。突然，爷爷被老黄牯一角撂倒在山坡下的水田里，全身泥浆，刚回过神来，正要爬上坡来打老黄牯时，却见老黄牯翘着大屁股对着爷爷，夹着尾巴，弓着身子，虎着脑袋，纹丝不动。再一细看，老黄牯前面两米开外的地方，一只花豹子，咧着嘴，满口白生生的利牙，两只贪婪的眼睛炯炯有神。爷爷惊出一身冷汗，紧紧地揪住陡坡上的小树枝，大气都不敢出。老黄牯就这样和花豹子对峙了好一阵子，花豹子终于转身离开了。
    爷爷对老黄牯好，好得让小时候的爸爸都有些不平。据说豆类能硬骨，光每年舂给它吃的黑豆黄豆就有好几十斤哩；又据说，泡过的茶叶能长骠，爷爷虽不喝茶，却常常泡茶给它吃。真舍得本！爸爸说爷爷对家事蛮精，比如说，小年前后，爷爷通常会杀一只很肥的鹅，用它熬成很浓的汤，再用汤熬成掺些糯米的稀饭，外加一海碗红烧的鹅肉，一海碗干辣子炒酸豆角，很久没有酣畅地吃过荤菜的爸爸就会忍不住让我一次吃过够。谁知，这一顿，“把肚子给油住了”，等到正月里，看到满桌的鸡鸭鱼肉，便腻了，只和平常少有来往的亲戚打闹嬉戏。
    后来爷爷老了，扶不稳犁了；后来老黄牯也老了，拖不动犁了。生产队要把老黄牯卖掉，爷爷死活不依，说要用一间土墙屋来换。队上垂怜爷爷孤独，更看在爸爸在地区当了公家人，便依了爷爷。
    我没有见过爷爷，爷爷照片都没留下一张。听爸爸说，爷爷中等个子，皮肤黝黑，眼珠有神，总是穿着一身不分季节的染色布衣，黑的，时间久了，黑中泛白。山区的天，小鬼的脸，上午日头晒树尖，下午山雨浸过田。爷爷无论是上山还是下田，除了要让老黄牯带上他的锄头耙子，还一并带上他的斗笠蓑衣。
    爷爷和人没什么话，即使说话也常常不成长句，只出现诸如“好”、“就来”、“要的”、“看看”、“打个转”等些个短语，倒是和他的老黄牯有很多说头：
    “老黄牯呀，明日要到罐子岭去做事，现在好生歇着！”
    “嗨，老黄牯呀，天黑了，我们回去——”
    “哎呀？翻天啦你啦！做完这丘细田就收工。我也辛苦了。”
    ……
    每次回老家扫墓——如果的上午，在水汽弥散草木青青的山坡山；要么是下午，在刚翻过泥的阳光斑斓的水田里——看到一位身着黑色布衣，闷头劳作或坐在锄头把上悠悠地吸着旱烟的老农，我就会想，倘若爷爷还在世上，差不多就该是这个样子了。
    可惜爷爷已经在那座旁边有一棵高高瘦瘦的梨子树的土包里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了。——老黄牯后来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2010-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