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通过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着重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关于《双城记》所显示的狄更斯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第二，关于《双城记》中所表现出的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人道主义带有的某种局限性。综合起来，我认为《双城记》仍是一部具有可读性的伟大作品。
关键词：狄更斯、人道主义、爱、崇高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是19世纪中叶英国杰出的小说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创作生活三十多年，完成十五部长篇及上百篇随笔。《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发表于1859年，当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化，进入维多利亚繁荣时代，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居世界第一位。不过该作品以1789—1794年法国革命历史为背景，描述了巴黎与伦敦两城之间一些人民物的生活和思想矛盾。
一
纵观《双城记》，会给人极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是什么呢？那就是其中所显示的狄更斯作品深刻的社会批判性。
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时代。但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也就兴起了它的对立面，即工人阶级。而且这两个阶级别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起来。狄更斯开始写作的时期正是著名的“宪章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列宁说过：“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
《双城记》的创作目的，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引出深刻的教训——“凡压迫者必将受到惩罚，自食其果。”这对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政权上层权利机构都具有规劝性的审美价值。
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他阅读了卢梭的著作，梅尔锡描写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崩溃前夕的巴黎的随笔，十二卷本的《巴黎的景象》（1781），以及其他以法国革命为背景的著作；他走访过写法国革命的历史家，当年坐过牢的报纸编辑。苏格兰思想家、作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1837）、《宪章运动》（1839）等著作，尤其使他信服。他多次阅读他的《法国革命史》，也从中引用部分史实。
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至此，这部作品的创作意图便可见一斑。
从这个目的出发，狄更斯采纳卡莱尔的历史观念，使用卡莱尔的批评，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类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面对纷繁的社会现象和复杂的社会思潮，五十年代的狄更斯敏捷地抓住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社会问题——贫富悬殊与人民起义，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
马克思论及英国社会“贫富悬殊”这一问题时，曾明确指出：“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富差别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于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
首先，在《双城记》第五章《酒店》里，作者以无限同情的笔调集中描写了法国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这些跟牲口一样的可怜人，除了黑面包和死亡外，多半难以尝到别的东西的滋味。”德法日一语道出了当时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下层人民生活的赤贫。因此，当酒桶掉在地上裂开，葡萄酒四溢的时候，虽然没有水沟把酒排走，可生活在酒店附近的人们一起赶到出事地点，像吃腐肉的动物似的，转眼间，酒、连同地上的许多烂泥巴都被他们舔得干干净净。城市居民饥寒交迫，乡下农民更是无路可走。他们平常吃的是野草以及这类地上长的能吃的东西。他们的脸和身子，好像不断被慢慢挫磨似的，渐渐消瘦。
而另一边，与这幅贫民图相反的，封建贵族的生活却是极尽奢侈。卷发、扑粉、穿金边衣裳，所有处在这个特权阶层的男男女女穿着打扮一律尽善尽美，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狄更斯倾注了对劳苦大众的无限同情，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描绘了一幅世态炎凉图。
其次，贵族的暴政更把人民群众逼上死亡的绝路，这个特权阶层的代表厄弗里蒙德侯爵荒淫无耻，强占人妻，穷凶极恶，草菅人命，一桩桩恶行败迹，一幕幕血泪控诉，读来让人发指切齿。
狄更斯曾对一个美国奴隶主说过：“残忍和专权的凌辱是人性的两大病症。”在《双城记》中，他似乎对此有意进行了探讨。
梅尼特医生在目睹了成了厄弗里蒙德侯爵逼人妻，杀人弟的真相后，出于正义向当权贵族朝廷写信揭露这一系列丑迹，可没过几个小时，控告信就落入了罪犯厄弗里蒙德的手里。正义未得到伸张，却给这位善良的医生带来了灭顶之灾。他被关过巴士底狱那座“活坟墓”，一埋就是十八年。
至此，作品一览无遗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贵族政权的腐朽，没落以及残暴和灭绝人性的本质。这不是某一个贵族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贵族特权、封建不平等制度的罪恶。并借代尔那之口喊出了这座封建的宫殿是一座靠浪费、管理不善、敲诈勒索、债务、抵押、压迫、饥饿、赤贫和痛苦盖起来的，即将坍塌的塔楼。表达了作者的深深忧虑以及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向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如此残酷的统治下，法国人民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人民革命的力量是巨大的，无坚不摧，它反映了阶级斗争（如圣安东区的愤怒，攻打巴士底狱），他们对凶恶的贵族阶级的无情惩罚，人民群众的革命行为是为了生存的正义斗争。
二
读完《双城记》，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狄更斯的人道主义问题。
在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倾注着作者对真、善、美以及爱和爱的奉献的向往。广大读者在解读人物形象时，心灵深处的净化，灵魂的升华，在不经意间磅礴而凝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感受到作者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人道主义的局限性。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德侯爵史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作者鞭挞的对象。他们视农民佃户为家奴，恣意凌辱，任意绞杀，他们对不顺从的人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尤其是代尔那的叔父，傲慢、凶残、暴虐是他的特性。他纵车外游，肆意狂奔，碾死了穷人加斯帕的孩子，却极傲慢地扔下一个金币就扬长而去，全然不顾孩子的父亲那悲痛欲绝的凄惨的哭叫，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狗”和“老鼠”早该从世界上消灭光。他强奸了农民的女儿，不许别人抗议，否则当场杀死，对敢于揭露他丑迹的梅尼特医生更是采取了泯灭人性的做法，将医生活埋进巴士底狱十八年，使医生家破人亡，分崩离析。以厄弗里蒙德侯爵兄弟为代表的贵族阶级用武力维护正在轰毁的贵族特权。
另一类是德法日夫妇等革命群众，法国酒贩德法日的妻子狄尔斯，生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农家，成长在渔民之中，作者深切同情她的遭遇。参加革命党后，她很快就锻炼成为坚定的革命分子，不仅要向厄弗里蒙德一家复仇，而且要向整个贵族阶级复仇。革命爆发前后，她表现出了自己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她的编织记录，她的复仇具有深刻的意义。但当革命进一步深入时，作者笔锋一转，把她以及以她为代表的下层群众贬斥为冷酷、凶残、狭隘的复仇者。长斯压抑的怒火一旦宣泄便使他们狂暴到失去理性，坚定的革命分子德法日太太不但坚持杀死代尔那，而且要斩草除根，要杀死代尔那的妻子露茜以及她的女儿。即使露茜的老父亲，被埋在地下十八年的共和国恩人梅尼特医生，由于他跟露茜及代尔那的关系，也理所当然地激怒了德法日太太，而要被追究以至定罪。这时的德法日太太心里只有仇恨，对另一个阶级的仇恨，对上一个时代的仇恨，一种累及无辜的扭曲夸大的仇恨。同时，“雅克三号”“复仇女神”等等共和国公民在这场革命的暴风雨中都成长为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夜晚时分，这一群共和国的公民磨刀霍霍，让人毛骨悚然。狄更斯对革命群众的前后描写是矛盾的，既同情他们在贵族特权铁蹄下的悲惨命运，又反对他们的暴力革命，说到底狄更斯始终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改良派。他同情革命群众，因为他们弱小受压迫，但却不赞成革命群众以牙还牙，他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深刻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一条没有血腥，没有屠杀，没有“断头台”的出路。因为狄更斯认为暴力革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和浩劫。在这场浩劫中，人的面目变得狰狞，卡曼纽歌舞本身是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用于消遣的歌舞，一旦发生暴力革命，也将为行凶作恶所利用，变成了使人愤怒、使人精神错乱以至于使人心肠变硬的手段。
新的资产阶级政权提出了“平等、自由、博爱”“要不就死亡”的口号，但对“死亡”犹为看重。有罪的贵族死了，无罪的贵族以及平民也会无缘无故被送上断头台。新生革命政权最轻易给人的就是“死亡”。在这场风云际会中，到处弥漫着血的腥味。狄更斯透视了社会矛盾却反对用暴力革命来解决这种矛盾，而是追求人道主义的立场。对代尔那的同情即谴责了这场暴力革命的过火。最后，作者让德法日太太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即表示了对这场深入开展的暴力革命的否定。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他笔下的人物缺乏善良的劳动者的典型，他对下层人民的描写是一种有悖历史真实的歪曲，是对普通劳动者的一种污蔑。作者的阶级调和论，对劳动者反抗的恐惧，恰恰是他资产阶级立场的反映。
狄更斯的革命态度和中国革命总结出的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是相悖的，因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虽然马克思就是狄更斯的同时代人，而且马克思在伦敦住过多年，还领导过英国的工人运动，虽然伟大的《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已经发表，而且在185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但是狄更斯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指导，狄更斯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因此作品含有不少的消极因素。
狄更斯是矛盾的，他只知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却没有深悟到“只能对人民实行人道，对敌人只能实行专政”。
不过狄更斯最终还是为解决这一矛盾找到了条理想化的出路，并把它赋予梅尼特、代尔那这一对理想人物身上（这里不再多讲）。寄希望于仁爱、宽容、善良，这些人性中美与善的因素的诱发。前面雨果的话是不错的，革命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努力争取，而不能希望每个人的人性中都隐藏着人道精神，一旦“天良发现”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狄更斯宣扬以“仁爱”为中心的忍让宽恕和阶级调和思想表现了他的软弱空想。
虽然如此，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双城记》中对真、善、美、爱以及爱的奉献的渴望。这部作品至今仍魅力四射，读来让人觉得荡气回肠，除了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外，首要的原因就是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的对善与美的追求，对伟大的爱与爱的奉献的赞美，这构成了作品的一个主要旋律，对读者产生深深的灵魂的触动。
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那、洛里、卡尔登等，这些人物代表着狄更斯的人生理想，倾注着作者全部的爱和热情。他们是解读《双城记》、解读狄更斯审美取向的最好范本和注脚。
梅尼特医生是作者同情、爱怜、赞赏的人物。青年时代为人正直，见义勇为，不为利诱，不为威屈，他被侯爵史弟害得家破人亡，对这个特权阶层怀着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
代尔那是侯爵兄弟的侄子，他虽出身贵族，但对那古老家庭的罪行和恶名达到极致的罪孽深恶痛绝，他谴责家庭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自食其力，以向农民“赎罪”。作为贵族“叛逆”的代尔那，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法国贵族阶级的专横，他的命运的某些部分，甚至否定了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反动。
这对互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弃妇的露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显然是作者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实际的，但由于其间贯穿的爱以及爱的奉献的旋律，读来却又是那么凄美，动人。“为了你，为了你所亲爱的任何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们而牺牲。”卡尔登这一曲爱的奉献让读者感到遗憾辛酸的同时，更让读者体会到一种崇高的美。
梅尼特、代尔那、卡尔登等等这些人物在性格发展中有断层，有停滞，甚至有的人身上还有负面的消极影响，但却不能否认，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一种单纯的情感，那就是善良而美好的爱。
这三类人物形象互成对比，诠释了美好和崇高的深刻内涵。在探索审美对象的同时，读者也在情感上升华了对人生价值的认识。柏拉图说过：“应该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可贵。”《国语》中有这样的记载：楚灵王耗费了楚国大量的人力物力筑成了章华台（位于今湖北潜台词江县西南），该台华丽无比，楚灵王甚为得意，对大臣伍举说：“台美夫！”伍举是一位很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大臣，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以观大、视侈、淫色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在这里，伍举也是以善为美，这是我国春秋时代一种重要的美学观点和价值取向。今天，当我们再次捧阅狄更斯《双城记》，其间萦绕的崇高的爱犹如轻柔的微风，徐徐地掠进我们的心房，把阴寒驱走，将和煦带来。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初版《序》中写道：“当我和我的孩子们、朋友们演出威胁利诱尔斯，柯林斯先生的《冰天雪地》一剧时，我第一次构想出本书的主要思想。”这一“主要思想”，即为了爱而自我牺牲。作品中劲健的精神力量，雄伟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受到强烈的鼓舞和激越，引起人们产生敬仰和赞叹的情怀，从而提升和扩大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崇高”的美学范畴。
在古罗马，朗吉诺斯针对当时的庸俗气息，为了挽救时代的颓风，提出了崇高的号召。他说：“要知道，金钱的贪求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唯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人们崇拜了自己内心的速配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
作者歌颂爱的力量非常伟大，可以逾越对立阶级界限，超越敌我营垒的界限。但是鲁迅却说：“贾府中的林妹妹是决不爱焦大的。”即使有这种情况，也是特殊的，极个别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因此资产阶级的人性主义具有掩盖阶级矛盾的欺骗性，这也是狄更斯思想局限性的表现。
综上所述，我们采用扬弃的态度。在肯定《双城记》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应看到作者的人道主义局限性是明显的。虽然客观上伟大的“宪章运动”给了极深的影响，推动了狄更斯作品的批判性的发展，而且在当时也恰恰是“宪章运动”者对狄更斯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狄更斯主观上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不仅不能理解，而且是反对的。他同情工人，却不同情工人的革命。他是一个阶级调和论者。他幻想可以用道德和教育把那些残酷的剥削者改造过来，幻想可以依靠好心肠的人的施舍，来消除世界上的贫富悬殊。他揭发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却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狄更斯对同时代的马克思及《共产党宣言》一无所知，所以他始终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深刻而有力的批判性，另一方面也含有不少的消极因素。
虽然如此，由于狄更斯真实地、生动地描绘了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社会生活，由于他对人民怀着无限的深厚同情，尽管他对资产阶级存在着幻想，致使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他的作品还是具有进步传统的。贯穿在他作品中的基调，即他对其心目中“恶人”的憎恨，对“善良人”的同情，不仅在当时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直至现在还能强烈地触动人们的心灵，为读者所喜爱和珍视。特别是其作品所奏响的一曲曲爱的奉献的赞歌强有力地震撼人们的心扉，陶冶人们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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