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是星期天。

赶到学校，下午5点半，心里惦记着晚上6点半是否要看晚读。

吃饭的时候，碰到一语文老师小青，她说要。于是我在6点10分赶到三楼年级办公室，可办公室里没有一个语文老师，英语老师倒是有三个，老曹老齐和我一样是刚刚从高三下来的，还有一个是新来的，不认识。我们是一所私立学校，老师的流动性比较大，每学期都会出现一些生面孔，消失一些熟面孔，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去，像天上的云卖场的车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这个意思。

打开电脑，第一件事是看邮件，新邮件不少，开会的，培训的，查水表的，教工食堂开张的，医务室值班的，但关于晚读的邮件没有。

“嘿，今晚，是语文还是英语晚读？”我问老曹老齐。

他俩也正在讨论：老曹说，按照惯例，下半年周日周二周四是英语晚读。老齐说，那也难说，要看邮件的。新来的那个老师，一脸的茫然，瞅着我们三个。

“是英语晚读，没错的。”老曹坚定地说。

“那就去呗，反正语文老师只有老林，少数服从多数啦。”老齐说。

“那可以问问我们头儿呀，他应该知道。”新来的说。

“今晚班主任会，全都开会去了。”老齐说。

他们三个阖门而去，我无事可做，开始随意浏览些网页。

天渐渐地暗下来，临街的窗户玻璃上重叠着摇曳的树影，水墨画一般，撩拨着我的心绪。我枯坐在电脑旁，却有点心不在焉，担心着又盼望着某个领导来推门，心里想着如果领导在教室里没看到人，说不定转身就推门进了办公室了——就像平常冷不防地“推门听课”一样——至少自己还在，也好解释，自己半百之年了，老皮老脸的，让人哪怕是客气地提醒都觉得没有意思。学校搞内涵式发展，精细化管理，这些新鲜的名词我也不是特别懂，但管理者十分投入，严丝合缝，步步为营，别的不说，单说摄像头吧：两三百来亩的一个校园，摄像头就有一百多个，让你生活在一个安全的透明的空间里，是够精细的，连洗个澡换个衣服都要密切注意门窗是否关闭，不然也许就现场直播了。

科技越发达，方法就越简单。不知是谁说了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话。

这些天大小媒体都在持续关注女大学生搭错车被囚禁或被杀的事件，让人扼腕不已。

8月9日下午，在重庆邮电大学上学的20岁女孩高渝在重庆铜梁区阴差阳错上了一陌生人的轿车，随后与家里失联，失踪十一天后，重庆警方证实女孩已遭不测；在南京读大学的19岁女孩高秋曦8月12日离家返校途中与家人失联，8月27日江苏吴江区公安抓获犯罪嫌疑人，证实女孩遭劫身亡；8月25日，山东济南警方破获一起女大学生被绑架性虐案，受害者小金，22岁，也是因为上了一辆黑出租……

花儿一样的年华，花儿一样的容颜，花儿一样的心灵，这一切都在这个黑色的八月瞬间陨落在恶魔之爪！

这连续的几则新闻，看得我心一阵紧似一阵，泪眼模糊了电脑屏幕。

晚读下了，老齐突然对我说：“老林，是语文晚读呢。”

我说，我来这么早，没看到一个语文老师，又听你们说是英语晚读，我就没去了。我下意识地在为自己的缺位找借口。他说，高三是语文老师看晚自习，高二有一班是语文老师下班，高一就我们三个，还有几个班好像没人。我暗自笑了，心里觉得老齐很适合当领导，可不？他都义务巡视了个遍，把整个教学楼，教学楼一共可有五层呀。

“那么是语文还是英语老师看晚自习呢？”我问。

“没看到邮件，不知道呀！”老齐说。

“要不这样吧，我们英语老师今晚看，明天就轮到你们了。如果错了，再换过来就可以啦。好不好？”老曹说。

“这个主意好！”老齐嘉许道。

“也只好这样啦。”我说，有些无奈，就像兴致勃勃去赴约，结果被放了鸽子。

铃声响起，他们去看晚自习了，我回到宿舍。

我打开电脑，想写点什么，依旧心神不宁，思绪模糊。关上电脑，顺手拿起一本书，是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介绍一个高傲的不幸的孤独的伟大的短命的最后发了疯的哲学家。据说精英阶层，是精神疾病的高危群体，这便是鲜活的一例。周氏，当代有名的青年哲学家，坚守“以爱情为婚姻基础”的他对婚姻家庭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但他自己却有过好几段婚姻（不像他研究的崇拜的尼采，终身未婚），作为婚姻爱情理论家的他至少算不上现实生活中婚姻爱情的楷模的。按照周氏的逻辑，婚姻一旦破裂就归结到“没有了爱情”这个原点上，这便是一个永远都错不了的理由。我想，这也许是精英阶层的精英理论罢。社会一天比一天复杂，我们却一天比一天简单，由此演绎者人间的悲喜剧。

正胡思乱想着，窗外却没有任何征兆地就下起了雨来，很大，伴着风，噼里啪啦地敲击着地面湖面，窗外的芒果树黄槐树柳树榕树剧烈地摇晃着。

心里惦记着刚买不久的车，正停在池塘边一棵歪脖子的柳树下哩。早些天看到那根旁逸出去正好给车遮荫的枝桠在树干接口处裂了一道宽宽的口子，风这么大，不会断吧？放心不下，于是冒着雨，将车移了一个位，只一阵子，豆大的雨点就将我浇了个透。

也是天意弄人，秋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会儿就云收雨驻了，歪脖子依然傲然地歪在那里，我算白忙乎了，于是又想起“天兔”来：

早些日子，据说有个空前暴戾的“天兔”将携狂风暴雨而来珠三角，几十年不遇，南方多地，众志成城，提高警戒，严防死守，欲与“天兔”决一死战。学校不敢稍有怠慢，几次专门召开校长办公会，商量对策，部署工作，校长坐镇指挥，各部门密切配合，以确保万无一失，工作细一点，隐患就少一点，安全就多一点啊！保卫处主任又是发邮件又是满校园转，提醒，提醒，还是提醒，只车一项，就折腾了保安们好久，他们把篮球场变成了临时停车场，联系车主，统一调度，偌大的篮球场顿生成了车展地，洋洋大观。薄暮时分，黑云压城，一场暴风雨就要来袭，见此架势，我心里骂道：“来吧，兔崽子！”不曾想，银样腊枪头，几声闷雷，几点小雨，兔子只在校园的上空，虚张声势地抖了几下天生的短尾巴，跑了，想象中的暴风雨终于没有来袭。事后，有同事写文章，戏说是学校的“正能量”赶走了“天兔”，兴许是吧，我想。

明天第一节课，我把时间调整到早晨7点整，担心会睡不起，设置了反复闹铃模式，心里敲打着自己，开学了，收心了，不能再一觉睡到自然醒了。

突然又想起已经读高二的侄子，于是给弟弟打电话。弟弟正在老家县城中学的门口等我侄子的老师，——早先弟弟约好了老师们出来吃个饭。

“哎呀。老师们能来就是给面子啦!现在谁还稀罕吃个饭呀！”弟弟说。弟弟还说，他钱带够了，吃完饭，唱歌就唱歌，洗脚就洗脚，随便，开心就好。

“社会上最后一块净土就是让你们这些人给污染了！”我开玩笑说。

“大气候，大气候！谁也免不了这个俗啦。”弟弟说。

“老师不是教过你‘出污泥而不染’？”我继续调侃。

“就这么一回事：我们管沙子，沙场老板请我们吃饭；你们管学生，家长请你们吃饭；校长管你们，你们请校长吃饭；局长管校长，校长请局长吃饭。好简单！”弟弟说。

我侄子这次分班考试不理想，英语还好，考了120多分，数学语文都考得不太好，90多分。学校这次分班考试，准备设4个重点班，理科2个，文科2个，每班60人，只有进入文理科前120名才可能进入重点班，理科生的基数大些，大约有700来人，文科只有500来人。侄子中考时，考了7个A，在全县2000多名考生中，排在150名之前。按照学校的规定，凡是考7个A的考生直接进重点班，四四一百六，况且还有不少考7个A的优等生走了，去市里了，去省里了，侄子顺理成章地进了重点班。高二分文理科，重新考试。弟弟说，侄子压力也大，分班张榜那天，侄子中午1点就去学校了，晚上6点过了才回到家里。学校从2点半开始放榜，按成绩由高到低排序，侄子在前三榜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急了，如果第四榜没有名字就意味着被挤出了重点班，还好，在第4榜长长的名字中，侄子终于在比较靠后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才既庆幸又忐忑地回到家里。

弟弟掐算着，能进重点班，将来再努把力，就有考入重点大学的希望：去年县里考上重点大学的有100多个，听老师说，今年这届的基础是历年最好的，那么，到高考时应该突破这个数字，18个班，每班以60人计，1000多号人，重点大学应该上120到130个之间，进了重点班就有可能拿到重点大学的入场券，本A也行，而如果没有进入重点班的话，基本上就是本B啦。本B，不好就业啦，将来！

弟弟是个精明的人，算得很细，但人算不如天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刚挂掉电话，一看表，快晚上8点了。刚刚下了一阵子雨，打开窗，空气南北对流，有了秋天特有的凉意，虽然还是有点热，我预备给自己泡杯茶，翻几页书，这时电话响了。

“老林，你女儿还没来学校呀！”是我女儿的班主任打来的，他说得有点急，我理解他。安全问题从来是永远是学校丝毫不能松懈的一根弦呀，况且在这段特殊的日子，真有点谈虎色变的味道。班主任的焦虑一下传染给我了：下午让女儿坐我的车来，她说和同学说好了，一块去买点东西，开学了，杂七杂八的，——女儿大了，就有了自己的小九九，做父亲的也不好过多询问。

今天也真是邪门了，上午阳光灿烂，下午我出门前，瞅了瞅南边的天际，万里无云，可没走两步，天就黑了下来，然后就赶上瓢泼大雨，视野一片模糊，车灯照射下的雨点显得特别大，特别急。车多，都淌着水开着：相向而来的车，倘若速度快点，溅起的水花会越过隔离带飞驰而来泼在你车的前窗和侧窗上，伴着“哗”的一声敲击声；路上一片汪洋，我前面是一辆大货车，旁若无人的样子，两边的水花浪一般泼开去，有种劈波斩浪舍我其谁的霸气，“用实力说话”这句广告词在这种情境下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解释。我有点紧张，打开双闪灯，睁开有点老花的眼睛，小心翼翼地跟着，不即不离，我不断地提醒自己，“离它远点！离它远点！”车流很长，在浓密的雨帘中平缓地移动着，都闪着双闪灯，像一条暴风骤雨中的火龙，若隐若现，——加上你的想象，便蔚为壮观了。平时，我常常被人超车，往往是车流的最后一个，红绿灯前的最前一辆车，这次没有一辆车超我，哪怕是并行的那个车道上。暴雨，让人们心里有了心照不宣的规矩了。

我给女儿打电话，没人接；发短信，没有回。我才想起，学校规定是不能带手机的。不对？每次放学回家前，女儿都会和我联系，可见每次手机都被她揣回了学校的。

我越想越怕，脑海里翻腾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画面，——这段时间女大学生横遭不测的新闻让我有点神经兮兮的，我在心里咒自己多虑，“呸！呸！乌鸦嘴！”

某一特定的事件，一旦被高度关注，就会被无声地放大，尤其在自媒体时代：暴力拆迁、校园安全、城管打人、钓鱼执法、企业排污、到此一游、官员抑郁、明星吸毒、人肉炸弹、空难、车祸、家暴、失独、虐童、上访、酒驾、暴恐、楼市、大微……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些心理变态，说轻点是兴趣嗜好的偏斜：我关注更多的是社会的阴暗面。其实，太阳再灿烂，也会有照不到的暗角。有时我想，这段时间心情阴郁，是不是太过于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了？我把自己蜷缩在某个墙角，所以没有感受到温暖的阳光。

窗外的雨早停了，只有湿漉漉的地面在灯光下泛着白光，倒映着房屋和树木的支离破碎的影子，我的心渐渐平复下来：迟到不要紧，安全最重要。

我自信，16岁的女儿有一百个理由让我放心，她从不闯红灯，从不打黑车，从不贪小便宜，从不和陌生人说话，从不……

想着女儿，我眼前便浮现着女儿生活的点点滴滴来——

我真正觉得女儿长大了是前年，她14岁。那天是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是这些年热起来的父亲节。前一天，她和几个女同学相约去市中心玩，逛商场，喝咖啡，看电影，然后买点小饰品什么的。我谨慎地和她联系着，其实有点默默地注视的味道的，就哪怕是一只鹰吧，在它翱翔于无垠的天空开始尝试着搏击风雨的时候，鹰父鹰母也会上下翻飞左右滑翔，默默地陪伴着，默默地注视着，毕竟它还是一只雏鹰，羽翼还不够丰满，筋骨还不够强劲。

那天天慢慢地黑下来，我的心也一点一点不安起来。我给女儿发短信，想去地铁口接她，她说，不用啦，有好几趟公交车呢。这我知道，但我对那个地铁口的环境没有好印象，它地处正在建设中的城乡接合部，两条反向而行的马路边，商铺杂陈，人头攒动。两条马路之间，虽说有绿化隔离带，但不少人随意穿行其间，直奔汹涌的车流，险象环生的。你不用抬眼，就能看到遍地都是巧舌如簧的揽客者，各式小贩游商，卖艺的，乞讨的，摆象棋残局的，见人就塞小广告的，拿着个鸡毛掸子给车辆拂尘然后敲着车窗要钱的，还有一些打扮妖冶面带倦色的女子在主动找人搭讪，紧张，嘈杂，混乱，每次经过那里，我就赶紧走入地铁通道，然后长长地舒上一口气，便顿时有了一种逃离的轻松。

我在离家最近的一个公交站口静静地等女儿，估算着公交到站的时间，看着好几趟公交来了又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夜归客聚了又散了。当看到女儿从通明的公交车上平静地下来的时候，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算熨熨帖帖地放下来。

“到啦？不错！不错！”我迎上去，一脸的高兴。

“我知道来啦，这么多公交。”女儿很是淡定，一脸的不屑，没走几步，她从单肩包里拿出一把剃须刀给我，说，“老爸，父亲节快乐！”

与眼前这个将近一米六个儿的小女孩眼神对视的一瞬间，我告诉自己——

女儿长大了，真的！

这一瞬间，仿佛春风拂面，明月照窗，让我顿觉轻松与欣慰。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女儿并排走着，穿行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不紧不慢地说着话，我脑海里浮现着一件与我父亲有关的往事，真有些久远了。

那是1977年，我14岁，和眼前的女儿同岁。当时我父亲在一个叫“红星煤矿”的单位当矿长，这个煤矿是高瓦斯矿。那时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瓦斯，只知道这种无色无味的东西很厉害，会爆炸，会燃烧，会突出。平时掐头去尾地听我父亲说，那个瓦斯突出啊，不得了！光那吐出来的煤能把好长一段巷道都填满，矿工要是正好在工作面就惨了，会被活活地埋掉，那东西太快了，比风还快！我当时想，如果瓦斯突出时没有工人在场就好了，就能白白地赚很多煤，比工人一镐一镐地挖可强多了。我有点自作聪明告诉父亲自己的奇思妙想，父亲说：“还蠢！那还得了？那是死人的事啦！”

煤矿离我们生活的小镇，有个六七里的样子，但如果翻过那座山，就是只有三四里许，所以如果有急事或不想绕路，人们就会走山路。山是茶山，在茶果还有没结出之前，人们优哉游哉地走山路，还能找到鲜嫩的茶耳或饱满的茶包，在没有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的年代里，那可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味，虽然有一点点生涩，水分也不够。

那时我最揪心的就是听到镇子上救护车呼啸而去的声音，那八成是煤矿出事了。

一天深夜，宁静的小镇突然又响起了警报声，那声音，急促，尖厉，刺耳，像一把刀在我的心尖上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口子。我腾地从床上爬起，摸着黑走到门前的空地上，警报声已经远去，车队扬起的尘埃还在灯影中弥漫着，像夏夜里聚拢的小飞虫一般。

我母亲也起来了，正和两三个熟人在紧张地议论着。“哪里出事了？不会是红星煤矿吧？”这是妈妈的声音。“搞不清哎，蛮多车。”这是隔壁曾叔叔的声音。“怎么得了？下井不是场好事。”这是小眼睛梁司机的声音。

这些警报声，每年总会冷不防地响起好几次，敲击着小镇上人们的神经，但多了，对于小镇的人们就似乎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分分合合，生生死死的故事，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就反倒有些淡定了，超然了。但对于我们家，这种声音，总会让我们度过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因为我父亲在煤矿，一个高瓦斯矿。我当时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冲动，背着母亲，套上一条长裤就往红星煤矿赶。

一条主街明晃晃地横在我的面前，白日里，这条既是交通干线又是主要街道的路面，人挤人，车挤车，很是狭窄局促，污秽凌乱，在小镇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感到它的宽敞和干净，也是第一次觉得它的冷清和阴森。我看到几个人，听到几声狗叫，我头皮一阵阵发麻，似乎有一股寒流从我的脚趾尖慢慢涌上我的大脑，在几条分叉路口，我望着那默默地伸向无边的黑暗的晃着白光的路还有路两边高矮不齐的建筑，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我顾不了这么多，不一会儿就走上了通向红星煤矿的沙石路，视野豁然就开阔起来，一片巨大的铅一样的天空悬浮在我的头顶，几颗星星在冷冷地闪烁着，我心中即刻有了巨大的空洞感和无助感，我迟疑了一下，一咬牙，迈步向前，继续，向着那沉重的黢黑的山在天边隐隐约约地勾勒出起起伏伏的线的方向走去，我爸爸在那里。

不久，暗色中隐隐传来了有节奏的叽咕叽咕的声音，声音越来越清晰，节奏也越来越明显，一个影子就囫囵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惊不小。我警惕起来，放慢了脚步，屏住了呼吸，握紧了拳头：是个挑着担子的男人，佝偻着身子，一顶耷了沿的草帽几乎整个儿遮住了他的头。我与他并排的一瞬间，他也似乎怔了一下，将担子换了一个肩——箩筐里全是煤块，磊得很高——还似乎呲了一下牙，因为在倏忽之间，我看到白光一闪，瓷片一般。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就这样匆匆一瞥，彼此赶路。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上下牙不断地磕着，下意识的，不受控制。听大人说，这种人，要么是挑煤的脚夫，要么是偷煤的盗贼；脚夫，一般三五成行；盗贼，则多一人单干。

我没敢停下脚步，侧身走向了那条翻山的小路，光线蓦地就暗了下来。

我爬上山来，在那条蜿蜒的依稀可辨的山路上走着，我密切注意着四周的一草一木，一明一暗。山风很大，在我耳边呼呼地响着，最骇人的是那混沌一片的树枝摩挲的声音，它们神秘，诡异，咫尺，旷远。按照我外婆的说法，走夜路，别回头，别跑步，使劲从前往后挠自己的头发，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千万不要答应，我照做了，试图以此让自己镇定下来，但还是怕，很怕，腿有点发软，生怕从那个角落里蹿出一个或实或虚的东西来。我捡起一块大石头，紧紧地攥在手里，伴着有一阵没一阵的冷颤，我在心里一刻不停地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甚至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刚才那揪心的警报声也似乎随着山风消失在虚空中。

我总算到了山顶，起雾了，我猫着腰穿行在齐腰高的小树和杂草之间，淡淡的雾气在我的眼前分开来。在压抑和慌乱中，我终于走上了下山的田垄，光线大亮，视野大开，水田，鱼塘，电线杆，水泥房，小山包，层次分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还有灯！右边远处的灯，是田子冲煤矿；左边近处的灯，是红星煤矿。我突然悲从心起，竟然忍不住大哭起来……

父亲的煤矿平安无事，对面矿井台上灯火通明，巨大的圆锥形的矿石堆上的绞车架清晰可辨，几个看不太清楚的工人正在忙着，他们把车斗里的煤一斗接一斗的倒在煤坪里，还有几个人正弯着腰在煤堆上耙着。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了。我没找到我爸爸，在配电房值班的叔叔带我到调度室，在挂满墙的职工名单中找到了写着我爸爸名字的工作牌，告诉我我爸爸下井去了，——每张白铁做的工作牌上写着一个下井工人的名字：当班，就翻过来；没班，就翻过去。看起来，有点乱，但调度室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哪个人在几号工作面当班。

他们在电炉上给我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然后安排我睡在木工房里，那一晚，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我沉沉睡去。

我当然惹了祸，后来被我爸爸妈妈狠狠地数落了一顿，因为我害得我妈妈一夜没睡。

出我意料的是，那天晚上竟是一个烤烟仓库失火。

现在想起来没，如果当时手机普遍，就没有这一遭了。没有这一遭，也就没有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了：正是从那一天起，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虽然父母觉得我还是孩子。

时过境迁，现在自己做长辈了，自然就轮到自己为儿女们操心了。尽管我知道，我女儿应该长大了，真的，16岁了，但我还是放心不下：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少了几分热情多了几分冷漠，少了几分信任多了几分猜忌，少了几分相助多了几分算计，少了几分平和多了几分戾气，对于尚未涉世或涉世未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以她们的单纯将如何适应现实的复杂？凭她们清澈的眼睛将如何洞悉现实的晦暗？

和两年前的那个夜晚一样，我忧心忡忡地来到了离学校最近的一个公交站。

公交站在一个红绿灯的交汇口。交通灯红了又绿了，绿了又红了；夜行的人去了又来了，来了又去了；壅塞的车流断了又续了，续了又断了。

我感到自己穿少了一点，有点冷，有点秋天的凉意了！

天空照旧悬在我的头顶，有些昏黄，渺远空阔，有些无精打采，又有些迷离恍惚，其间，薄薄地飘着几片云，月亮不知是胆怯还是害羞，藏在薄云之间。

我抽着烟，静静地等着，盼望着能早点看到我的女儿，就像两年前看到她从通明的公交车上平静地下来一样。我盘算着，等我女儿下车，干脆懒得和她打招呼，而是远远地跟在她的后面，看她如何拖着拉杆箱挤下公交，看她如何和学校保安交流，看她如何和班主任解释。

我把手机拿在手里，不时把屏幕摁亮：看看有没有未接电话，没有；看看音量是不是调到最大，是的。电话好像是睡着了，一直没响。

电话终于响了，却是妻子的来电。

“女儿到学校没？”她问。

“还没呢。”我答。

“哎呀，怎么回事？出门很久了。”她说。

“没事的啦，放心吧，可能是在修地铁，改站点了。”我说。

眼前的这段城市主干道正在改建，原先人行道两边茂密的扶桑花没有了，高高的桉树丛不见了，垂着胡须的榕树林业也匿迹了，道路拓宽了很多，也平旷了许多，我仿佛置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车来车往中，面对着一张张擦身而过的陌生面孔，还有成堆的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土石方。我不安起来。

电话又响了，这回是我女儿的班主任打过来了，他告诉我我女儿已经在班上了。

“什么时候？”我问。

“早到了，我们刚刚在开班会。”他说。

我匆匆离开站台，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我妻子，让她放心。我语气异常的平静，平静得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走到我女儿的教室门口，里面人声鼎沸，我终于没有敲门。

晚上好久没有睡着，翻来覆去的。在黑暗中，我摁亮手机，没错——

闹铃的时间是设置在早晨7点。

2014-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