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至27日三天，我在上海市福山路小学参加“教师专业化成长”课题的会议。回来的那天，不巧碰上亚运航空管制，我被搁在上海虹桥机场，整整8个小时，人生的阅历总算是因此被丰富了一点点。期间，我看了两部电影，百无聊赖，干脆安静下来写字打发时间，也算是对此趟外出学习的交代。

    发言：占据山头，自成“专家”

    前往上海参加课题会议，会议组织要求提交文章；另一个要求来自于部门负责人，得争取在大会上发言。
    一个中学教师，参加课题会议，应该和可以说点儿什么？我是这么想的：大学里的教授都有他们各自研究的专业，说白了，最牛的教授，就是把某个领域玩透了，就好比在山上圈定了某个山头，此山上的事情他最有发言权。谁进了山，是绕不过他那个山头的，哪怕有更新颖的观点，也总得先听听那个道行挺深的山长是怎么说的。
    教授专家们玩理论，咱们玩课堂。或许难度略有不同，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教师自成一家。我们了解学生，了解教材，了解课堂教学中可能出现的状况，教师与教学问题直接共处。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而知识是无限的。我们面对着自己不懂的知识，完全可以坦然地说不知道。会场上是所有人之间的相互学习，各取所需。我们需要一些启示，帮助自己反思和调整教学；专家教授需要的是实践反馈，一线教师提供的思维素材，或许，正是他们抛却隔靴搔痒之所需。
    作为一个有7年初中政治教学经验的教师，我选的话题正是如此。
    会议的主题是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有趣的是，面对一个话题，稍作进一步的探讨，就可能得出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论。首先，如何界定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有没有相关的评价细目。这些铁定就是专家们的工作了。果然，翻阅几本有关的参考书籍，找到了！以自己作为一个参考个案，我得出了一个几近相反的结论。这个发现令我有点兴奋。发现“此路不通”和价值不亚于“此路可行”。文章就由此开始做了。说起来，这是一个不严谨的研究过程。因为个案永远不能作为研究的强有力依据。可是时间紧迫，我只有五天的时间提交文章，只好将就着拿自己说事儿了。另外，个案不能证明某个论点，对于某个论点的“证伪”，是充分的。
    迫于部门主任争取发言要求，面对众多的稿件，怎样让审稿的目光在我的文字上略逗留些时候，我给文章拟了个大概能吸引眼球的题目：教师为何离专业化越来越远？――一个政治教师的自我反思。这样，既然是研讨会，这个不合时宜的题目与文章并没有违背科学原则。
    总而言之，把自己真实的独立思考交到会场上去，这是我写字与发言的心态。
    某专家来外校开讲座，提及了演讲的艺术与效果，我记忆深刻。我只有短短的五分钟发言时间，而且听众来源复杂，有中小学各科的教师，更多的是各方各校的管理者与会议专家。如果我就政治教学而讲教学，那么交流的渠道一定是不通畅的。我找到了一个能把所有人笼络进来的切入点：参与者的共同身份是父母或是将是父母，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如果你的孩子某天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将会怎么回答。这样的前提下，我所讲的教材知识问题、政治学科的评价问题、教师个人教学过程中的困惑等等，一切都变成众所关心的了。为找到这个切入点，这五分钟的发言获得了会后的一些积极反馈，我有些小得意。
   
    聆听与思考
   
    认真听讲的过程不时感觉烦闷，只好放任自己尽情地进行思维游戏，娱乐一下自己。
    有一名校长在宣讲自己的“尊重管理”理念与策略，大讲特讲。我一看题目就觉得可乐。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常识，是普世的价值观。不尊重他人是应该被谴责的，而尊重他人则不是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事。这位校长说，我们制定学校管理规则的时候，会充分尊重每一位教师。这也有趣。没有规则是所有人都受益的和满意的。不管怎样，这位宣称尊重教师的校长的演说，引发了我对于一些学校现状的悲观想象。在小康社会，有肉吃算什么呀。
    有位教师发言，说他们科组共同努力，制定出某项课堂教学实施程序，“增加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成分，减少课堂教学的无效成分”。此话一出，我觉得更值得用心钻研的是，课堂教学中哪些是有效成分，哪些是无效成分，如何判断。这才是最要命的研究课题。这个问题解决了，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了。可是，很显然，他们轻易地放过了，觉得这不是个什么问题。
    我的发言结束了，我突然在想：今天我用有趣的方式直接说点儿真话，能收到大家的正面反馈。因为，我在与会人群中算是年轻人，年轻人哪怕“轻狂”点儿也是容易被接受的，更何况我讲话的方式远不是轻狂。然而，为什么我听不到现场的年长教师谈一下教学过程中的困难或困惑呢？是专业化成长的原因呢还是心智成熟所致？故事里从来就只有童言指出皇帝的新衣，是同一个道理吗？
    专家学者们的课题遍布了中国的中小学校。我们所知道的课题研究和实施都是有效的，我有点好奇，如何对课题实施的成效进行检验或评价的呢？通常的检验对象是一线教师和各学校的教研负责人的总体课题报告。学生是受教育者，学生对于课题实施下的教学变革更有深刻的体会，我想他们也有发言权。如果把评价课题成效的报告交由学生来写，学生说好那才是真的好呢，自己出题自己作答，结果能不好吗？
    值得一提的是，吕型伟先生也在会场。九十多岁的吕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讲什么内容无所谓了，这种工作到老的状态，我想起了法国最闷的电影导演艾里克.候麦，我挺喜欢看他的电影。他死的时候89岁，87岁拍出了最后一部电影。或许，为自己喜欢的事情操心，是可以永远没有退休的。
   
    思维的邂逅
   
    外出开会，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邂逅思维的碰撞了。
    有活力的教育事件和细节总是令人兴奋。福山外语小学宣传栏里的世界各国地图吸引了我，无所谓其具体的活动名称是什么，一看就知道那是“世界文化巡礼”的思路，倍感亲切。后来，学校里的校本课程开发主任发言，会后被我逮住，往深处打听他们关于外语节和国际理解课程开发的具体。尽管那位孙主任的回答我并不见得满意，但至少他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另外，我在学校发现了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当天的“Hot Word”，一问知道是学校的常规活动。每日一则中英新闻，提取其中的流行或常用口语词汇，学生通过这种轻松的阅读方式积累了不少课外词汇。我想，外校有一流的校园电视台，将外语元素融入电视台，这样的点子或概念一旦被台长玩上了，电视台的办公室该得添多少块奖杯才是啊。
    接到会议通知时，部门负责人还交代了第三个任务：尽可能地找到会场上优秀的人，为“百家讲坛”储备可能人选。外校一直有借用外脑的理念，我觉得挺好。会场上偶然遇到苏州实验小学的一名教科室主任，针对同一教育细节的分析，我听起来感觉比较靠谱。于是，请对方发来一些教育随笔，待进一步“考察”，但愿能完成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
    有些话，普通人说出来没什么份量。但在一个有份量的人口里出来，效果往往会不一样。顾泠沅在会上呼吁：办学不能急功近利，求学也不能只为改变个人命运。个人求学，必须心系为国家、为社会的责任感。我在这句话上停顿了一小会儿。波普尔说，改变一个社会，让这个社会进步，哪怕一点点，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可能把旧的一切全部推倒重新再来。我们能做的是“零星改造工程”，我同意这个观点。让我们一起努力，希望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世界会比我们活着的时候更美好。加油！

    附：福山外语学校的网址：http://www.psfshl.pudong-edu.sh.cn/default/default.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