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给他 写信，眼前的空气里弥漫着他腼腆的笑容和乡村的景色。似乎是一个梦，我看看四周，明亮的课室，整齐的桌椅，齐全的设备。我又回来了，而他仍在那里。 “看看窗外的天空，已接近黄昏，灰色从天顶上压下来，夕阳正沉沉欲坠，红色还在苟延残喘。我想， 你正在做什么呢？正在煲汤煮饭，正在做作业，还是跟我一样，坐在你的板凳上，望着天空？我不知道。我的嘴角正微微往上翘，因为我在写信给你，心里想着我和你都正处于同一片天空下。听当地的老师说，镇上的人很早就睡觉，尤其到了冬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大 街小巷已乌灯黑火。你九点钟也睡觉了吗？我这时仍在教室，在无边的题海中碰得焦头烂额。” 2003年11月22日星期六下午一点，我踏上一辆开往清远的中巴。坐我旁边的是高一的阿群，一路低头看着英语。四周的校友高谈阔论，我们两个则安静地坐在那 里。我一直望着窗外，公路两旁的房屋逐渐稀少，公路两旁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公路两旁只剩下寥寥的几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店。仿佛被一环单调胶卷包围了，公路，农田，加油站，我的眼睛疲倦了。一块一块分割得整整齐齐的水稻地，时而点缀着一两头牛，鼓着 嘴巴，没完没了地咀嚼着些什么。我曾经斩钉截铁地对别人说以后要住在郊外，我现在问自己，每天往返于这十里无商店的地方，你受得了吗？ 我闭上眼睛。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事？我很快就要见到他了，即将出现的新朋友。也许他会问我一些关于城里的问题 ，于是我也问他一点问题，然后就有了沟通，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会每个月写两封信给他，然后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念高二的时候，他考高中。在他考试的那一天，我坐在教室里，他也坐在教室里，他在考试，我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然后我心急如焚地等 他的来信，每天跑到邮局里等他的信。当然，在我的设想中，他理所当然地考上重点高中。在我拆开他的信后的一刻，我的拳头欣喜地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总之，不管我如何浮想联翩，在那辆去清远的巴士上，我已经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会有个新朋友，这在我 踏上这辆巴士的一刻已成定数。 在封闭的中巴里遥想了三个小时后，我听到有人说，快到了。阿群对我说，她有些紧张。汽车在一个加油站旁缓了下来，艰难地通过一条小道，从平坦的公路来到波浪起伏的山路。蓝蓝的天空中抹抹白云，路两旁的高高的孔雀草 随风摇曳，似乎是小学生在春游，我当时的心的确跳动得十分的轻快。 河洞中学，我的目的地，真真切切地立在了我眼前。一间普通的学校，水泥地，不大的操场，有两个高高的篮球架，一排学生站在下面轮流投篮，还有白色的教学楼。 中巴在教学楼 前停住了，我从上面走下来，深呼吸。 河洞中学的校长带着我们来到四楼的会议室。他们的楼梯很窄，只够三个人并排走。开了个小小的会议后，由当地的一个老师，开摩托车搭我到两个学生家中看看。 一路上，我与开摩托车的老师聊天。 老师刚刚毕业，任教了一年。我问他，这里的学生怎样。他说，这里的学生素质很低，连个班会都不会开，有很多活动都不能进行。我说，怎会呢，大约是没有发掘到他们的潜力吧。他说，山里的小孩，能懂多少，就懂得死读书，读书，这也是唯一的出路。他说，这个 镇算是典型的读书好，人穷则思变。穷人家的孩子，大多两个极端。一端勤奋学习，企盼考上重点高中，另一端，用老师的话来说，“自卑心太重，不求上进，成为社会的最底层”。他说，这里的学校不多，算上学前班，全镇大约十五间，而且数目正在减少。一则不需 要那么多学校，这几年搞计划生育，每户就那么两三个，生到男的就不继续生了，二则有的学校，连校长在内，一共四个老师，只好合并。我说，这里的男孩会比女孩更多读书的机会吗。他说，会的。谈到这里的老师，他说，这儿的老师大多是本地人，毕业后，政府分 派回来。英语老师特缺，钱少，谁也不愿意回来，于是语文老师，历史老师就只好自学英语，硬着头皮来教学生。 摩托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蚁速前进，不时会看到有些小孩对着他喊“老师好”。我说，这里的孤儿多吗。他说，多着呢，都靠民间团体的资助上学， 政府拨款很少。他说，河洞中学就是靠澳门几个老板建起来的，学校里设的兴中班，是台湾几个老板联合资助的。我说，这里的成年人死得早是什么原因呢。他平淡地说，生老病死呗，三四十岁，就去了。我问，这里出去打工的人多吗。他说，当然多，镇里耕地原来就 少，人口一多，劳动力就过剩，只好出去打工。 出去打什么工？ 不必问我也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城市里最脏最累最苦最少钱的活，都归他们干。我家门口旧屋拆迁，推土机来过后，剩下几根孤零零的柱墩子。我一天路过，看见有些人在抡 着锤子打柱墩。我问，这是干吗呢。原来他们要把墩子打碎，拿出里面的钢筋来换钱。这些人不是特有力气，但是他们家里的人都等着吃饭呀，只得从健康的银行里取出本钱，换那流动的货币。在他们健康的账本上，只有取出，没有投入。透资，早逝，留下孤苦伶仃的 儿女，都是必然的。 老师说，这里的农民大多种水稻，也有干脆把地租给工厂的，自己顺便在里面打工。我说，都开些什么工厂呢。他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比如造鞋厂，赚取这里廉价的劳动力，还有造纸厂，河洞中学旁边就有间。对于这种小型的造纸厂， 我早有耳闻，利润少，对环境危害大。我说，政府不管吗。他说，没办法，你这里不让开，可去别的地方开，管也没用。我问，很多农民到这些工厂里打工吗。他说，不多，一来，工厂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钱又少，常有工厂拖欠工资；二来，去了工厂打工，就顾不 上自己的地了，还不如种自己的地。我说，那农民收入大约多少呢。他说，一百斤谷子五十元，一个农民一年大约千来元。我说，那你呢。他摇摇头，笑笑说，不多，七百来块一个月，不过在当地已是比较富裕，有条件晚上出去小店里吃吃宵夜。 老师说，这里 的人大多只念初中。小学—初中—毕业—农民—生小孩—小学—初中—毕业—农民，小镇的生命线就像垂死的人的心电图，一条横线过去，没什么起伏。也有老师口中所讲的‘一夜暴富’，大约是哪个农民烧山种沙糖橘种对了，赚了一笔。而大多数人仍然过着清贫的生 活。农民们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一年到头，没有哪个人可以指责他们的懒惰。而他们勤劳的结果，却仅能勉强维持一家人吃，穿，孩子的上学。 从清远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些话告诉阿群，问她怎么想，有没有一种想要改变他们的冲动。她说，只是想多捐点钱， 捐点书，又担心那些钱不是用在学生身上。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科教兴国战略已被作为一种基本国策长期坚持。只是科教兴国喊了这么多年，如今大学风风火火地搞扩招，然而就在清远，离广州市不过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却还有些地方穷到这种地步，整个中国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这个口号还要喊多久呢？ 骑过马吧。我坐在摩托车的后坐，穿行在田埂之上时，就是这种感觉。我双手牢牢地抓住摩托车的扶手，不敢有一点放松。在这只慢跑的野马上颠簸了半个小时，我终于看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他家的房子。他家跟普 通的乡下人家一样，只要有力，有钱买得起砖，能盖得比较大间。听他奶奶说，他这儿是两户人一起住。 同我一起来的人正在‘参观’他的房子。而我则更想同他单独地聊聊。他正坐在张小板凳上，低着头，望着自己的脚尖。 我用白话问他，你早上几 点上课。他抬起头来，惊讶于我的问题，缓了缓，笑了笑说，八点十五分。 “那你怎么上学呢？” “踩自行车。” “你放学后都做些什么？” 他仍然是那副很腼腆的样子。 “帮妈妈做家务。” 我看着他。他很善良， 温驯得像头小羊羔。 这个镇的人一穷二白。我心里是这么想的。穷，大家都有目共睹。在镇里最最‘繁华’的地段，街两旁只有稀稀落落的小店。在去他家的路上，一路是颠簸的山路，一路是望不尽的农田。到了他家里，破旧的屋檐，只有一盏光管和几盏白炽 灯，没有电视机，没有电饭煲，没有洗衣机。白，这是我所接触到的人给我的第一感觉。白是指他们的心，很清白，很淳朴。假如世界上真有个名叫‘勾心斗角’的魔鬼，这个镇的四周一定有一层薄薄的光环，使这魔鬼敬而远之。 我背过身去，面前是一片染上 了浓浓金黄色的田地。我已经熟悉了他的动作，坐在板凳上，低着头，看自己的脚。 “怎么只有我问你问题，你就不问问我呢？”我笑着问他，转过身去，碰上了他清澈如水的目光。 他仍然很腼腆地笑，仰起头来望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 “我叫江然婷。” 他带着点乡音重复着我的名字。 “江然婷，哪个‘然’呢？” “自然的‘然’，‘婷’是女字旁的。” 我坐在他身旁的小板凳上，望着他。他的脸很白，薄薄的嘴唇，线条分明，正微微地向上翘。那种向 上翘的线条，我真的很熟悉。每次我跟那些沉默的小孩子聊天时，他们都是这么笑着望着我。 “那你呢？”尽管我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还是想问问，想听他亲口讲出来。 “罗金焯。” “哦。罗金焯。” 这时候，他的老师从屋子里走 出来，让他进去。我们的谈话中断了。 我们都玩过找朋友的游戏。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想，在他的眼中，我们的关系就是清纯如此。敬个礼，握握手，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惊讶于 自己来的时候，只想到他会对我们‘城里的孩子’有兴趣，会问些‘关于城里的问题’呢。事实上，他不是对‘城里的孩子’有兴趣，而是对我，一个站在他面前，既不通报自家名字，又不问他的名字，而一个劲地问其他无关紧要的问题的孩子感兴趣。于是他问了我的 名字。所以说，他的淳朴，就在于这里。他不觉得我与他有什么更大的区别。我只是一个他没见过的小孩罢了。 来了个小女孩，她正呆呆地望着屋里。 她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美少女战士的旧衣服，一条掉线的红裤子，大约是哪个城里的亲戚给的。 “他是你的哥哥吗？” 她摇摇头，目光停滞在空中。 “住在他隔壁？” 她点点头，目光仍然盯在空中的某一点。 “你们经常一起玩吗？” 她的目光终于转移到我的脸上。 她说，他们很熟。 “你的爸爸妈妈 呢？” 她仍然盯着我。 “我爸爸死了，妈妈走了。” 她说得很用力，鼻子皱成了一团，嘴巴夸张地张开，稀稀疏疏地露出几只方正的小牙。我看着她，她用黑色的眼睛正盯着我，木无表情。这应该是成年润土的表情，此时我却在她的身上感觉 到了。 “你和谁一起住？” “婶婶。” “多大了？上初中了吗？” “小学四年级。”她伸出四个指头。 “学校离这儿远吗？” 她含糊不清地说了一个地名。 “那远吗？” “不远。” “念完 小学念哪间中学，跟他一样吗？”我指指屋里。 她含糊不清地哼了些什么，大概说不是。 我手里拿着本杂志，是罗金焯他们学校文学社办的，封面印得很漂亮。我递给小妹妹看，她却惊喜地看着我说谢谢。我望着她，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她 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她与罗金焯平时玩些什么呢？两个人放了学，坐在田埂边，一边乱拔身边的野草，一边聊天，聊到没话说时，呆呆地看着天空，看夕阳似火地焚烧天空。 我站起身来，走进里屋，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我走进罗金焯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 床，一张书桌，地上堆满了一箩箩的蕃薯和谷子。他正坐在书桌前，桌面已经被收拾过了，有教科书，他的作文本，和一张抄满谜语的纸。之前，这上面还摆着双球鞋，一双长长的白袜子，已经磨得很薄，穿了几个洞。还有张柏芝和杨千华的磁带。他们问了他好些问题 ，问得他几乎没有喘气的机会。摄像机对着他，手里拿着录音头，看得出他很紧张。 离开的时间到了，我坐上老师的摩托车。摩托车的发动机叫了两声，我要离开了。我紧紧地握着摩托车的扶手，扭头去看这座平凡的农屋。透过乱飞的黑发，我看见小女孩把我 给她的书紧紧地抱在胸前，呆呆地站在屋前，看我们这些人来了又走。我挥动手臂朝她说再见，她看见了，也抬起手微微地摆动，我看见她脸上惊喜的表情。两度的惊喜，漂亮得像朵绽开的花，为何常常作痴呆的样子呢？她不知道自己的笑，原来如此的美丽。 就这样，下午六点多，我离开了。我不能说些诸如“姐姐以后带你到城里玩”的话，这种不一定能兑现的承诺，我不会说，说来作什，留下来让她抱着痴痴地想吗？ 轻轻地来，轻轻地走，轻轻地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