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四个月前的“5.12”地震，也许，二姐的儿子不会来广州；二姐的儿子不来广州，也许，我不会想起来写我的二姐。                     
    二姐，是我舅舅的女儿，今年大约50了。说来惭愧，一直到四年前，我才弄明白她的名字叫“明燮”，小时候老听舅舅把她唤作“xi 娃儿”，依我那时认得的有限的几个字，我以为是“席子”的“席”，也从没想过问问大人，就那么以为了多年。
    二姐的左小腿上有一块很大的伤疤，说来话长。在那万恶的重男轻女的旧社会，我妈和她的三个姐姐都曾被我从未谋面的外公外婆送给别人，外公外婆过世早，舅舅和舅妈就如老话所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勒紧裤腰带，把几个妹妹接回家，盘大。到了我妈结婚的时候，舅舅反对无效，一气之下断绝了关系。我和弟弟相继出生，一天到晚病怏怏（据说弟弟三岁还走不稳，四川话叫“打偏偏”），妈也风一吹就要倒，爸爸在西南各省跟工人一起挖隧道修桥梁只有过年才回来，于是在舅舅长叹一声后我们两个可怜的小东西先后被接了回去。我是舅舅背回去的，弟弟就是二姐背回的。13岁的二姐奉舅舅之命去我妈教书的学校背我多病的弟弟回家，在乡村的田埂上被一条大狗追赶，弟弟吓得乱喊乱叫，二姐紧紧拽住背弟弟的竹背篼，拼命跑啊跑，被狗一阵狂吠乱咬。为了不让狗咬掉弟弟，二姐一路流血一路哭一路跑。到了院子，二姐喊了一声“爹，我把松娃给你背回来了”就倒在地上。我12岁离开四川，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二姐从来没有跟我叨过此事，倒是听我妈讲起，像极了小说里的一段传奇。年幼的我，也没有在意过我的二姐，一直到4年前，我拖拉着儿子回故乡寻根的时候，又听大姐说起，才问二姐，二姐笑：“这有啥说的。”
    记忆遥远而又真切。
    那时我的哥哥、大姐、三姐常在外上学，幺姐跟我差不多大，家里的农活、家务就靠二姐帮忙。挑粪、割草、锄地、喂猪，哪一样二姐不是好帮手。不过印象最深的，是她坐在朝北的闺房里，脚踩缝纫机，“哒哒”地响着。于是，在一阵“哒哒”复“哒哒”中，我的衣服做好了，弟弟的衣服做好了，姐姐们的衣服做好了，左邻右舍的衣服也做好了。二姐的手艺大抵是不错的，因为据说村里的姑娘穿上她的衣服到县城里去读书或者相亲甚至穿着出嫁，都有人打听是哪家裁缝的手艺。四年前，我曾问她这门好手艺可让她攒够了嫁妆，二姐又是笑了笑：“那个时候给人帮忙不兴讲钱啊钱的。”而我从小就知道舅舅的仗义和家风在方圆百里是出了名的。
    二姐到了18岁，小伙子暗示或明示的没断过，工分挣得高的偷偷帮她耘地，镇医院的大夫给她处方时趁机把信递给她，大队的会计把打家具的木料都备好了请我舅舅去看，可二姐不开口，只是笑笑。人们都在背后说这个女娃儿心高得很呢看样子大队干部恐怕根本看不上起码要挑一个公社书记，或者靠在城里的亲戚朋友牵线嫁个县委大院一辈子吃公家饭的。这在那时无可厚非，时至今日，多少人家的女孩子养大了，还不是走夫荣妻贵这条路。再说，舅舅家的名望、家境，在当地都是一流。这样，似乎也很是顺理成章。
    可是，二姐后来嫁到了要在县级公路上颠簸三个小时，再从县城坐大半天汽车，再从另一个县城风尘仆仆走两个小时后方可到达的一个叫做泥巴沱的村子，嫁给了如今的成都郊区的一个农民。当然，那两个小时的路二姐没有走，而是坐的手扶拖拉机，因为，那个被我们喊作“二哥”的青年，用他那在乡间路上能颠掉人吵死人的坐驾迎娶了我的二姐。
    时隔多年，我还依稀记得当年那个青年的样子。那时我上五年级。
    他穿着蓝色的长裤，白色的衬衣，衬衣扎进皮带里，这种装束在那时是城里人才会有才敢有的，在我老家的村里，谁要是这样，村里老人会摇着头说“没得名堂，下不了田的二杆子”。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脚蹬一双白色的球鞋（大概叫回力鞋？）。那种球鞋，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梦想。至少对于我来说，在时间又过去四年后，已是高中生的我鼓起勇气想要一双，妈妈才终于给我买了生平第一双球鞋——然而，是蓝色的。妈说，白色的不经脏，三块钱呢，不如买经脏的。
    所以，你尽可以想象，那个年轻人那双白色球鞋走过1978年的川西乡村时刮起的一阵旋风。你也尽可以想象，那双球鞋，在二姐的心里，惊起了多少涟漪。要知道，二姐的审美眼力，在乡村里是一流的。而我，分明记得，他拉着我走过乡间的一路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看，从头到脚。现在想起来，那些眼睛中，一定有很多是属于少女的。
    二姐出嫁的时候，舅舅并不很情愿，他自己好读书，也把家里的弟弟妹妹全部送进学堂，儿女中也只有我的二姐没有上过大学，所以，舅舅原想二姐能嫁给一个读书人。
    而我，从小跟大姐的时间长，大姐又见多识广，为人处世颇得周遭赞赏，我也就一直对大姐顶礼膜拜。二姐话本不多，我也从来没有去想过她的生活，以为像通常的农妇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罢了。人到中年，想起二姐的故事，才惊觉：原来，二姐是最浪漫的。
    二姐去了婆家，婆家只有几间旧泥屋，比不上舅舅家祖传的青砖青瓦。都江堰下来的水流，环着房前；一片翠绿的竹林，绕着屋后。冰雪融成的江水从村前汩汩流过，二姐在水边灌瓜菜、种水稻，养大了儿子，儿子清秀帅气。二哥还是开着拖拉机，“突突”地在乡村路上颠来颠去。稻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青黄之间，二姐家的房子变成了青砖青瓦，又从一间变成一层，再从一层变成两层。田里地里忙不过来了，跟成都郊区的农民一样，请那些山上下来的人插秧、打谷，二姐每天只消打发好自留地就收工。闲了，跟成都平原上的人一样，搓搓一毛两毛的小麻将，日子就这样过得波澜不惊。
    1991年，舅舅癌症晚期，被送到成都的华西医院。一生都不愿意拖累别人的舅舅在生命的最后时期，硬是从医院里挪出来要回老屋。经姐姐们一再劝说，终于答应在离成都最近的二姐家住下来。五月，我和父母从湖北千里迢迢赶到二姐家，只见夕阳的余晖中，一位老人安详地靠在竹椅里，正用四川话读着一本线装《史记》，一如从前。因工作关系，我们呆了几天就返回了，听姐姐们说，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的舅舅，最终算是享了二姐几天福。二姐每天给他做最新鲜的菜，陪他沿着江边慢慢走。那时，其他的姐姐要么忙于工作，要么忙于生养孩子，要么还不能够独立。
    离开四川快30年了，在没有电话的年代里，我每年要给大姐写信。家里装电话14年了，每个节日，我会给大姐三姐幺姐电话。但我，做这些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起来问候我的二姐。一直到四年前回去，要去二姐家，才临时给了她一个电话。当二姐把鲫鱼汤、青椒炒肉丝、辣椒烧鸡、凉拌莴笋、凉粉摆满一桌时，姐夫开着拖拉机回来了，外甥也回来了。饭桌上，听着他们谈家常，看着当年那个青春逼人的青年双鬓的微霜，那个门槛踏破都无动于衷的二姐，再看看身边这个英俊的小伙，心中一动：原来，这，就是生活。
    今年的“5. 12”地震，让我焦灼至今。那段时间，我拼命地打电话、发信息，可是，当我想给二姐电话的时候，才发现，不仅我不知道，就是姐姐们也没有一个能凭记忆准确地说出二姐家的号码，虽然，姐姐们之间感情非常深厚。到了6月，当堰塞湖可能溃堤的消息传得人心惶惶时，所有的姐姐，拖家带口，从绵阳仓皇出逃，一起投奔二姐。听说城里人很是羡慕他们在距离成都半个小时的乡下，还有这样一门好亲戚，能够在那个天崩地坼的时刻庇佑家人。
    正当我盘算着将来是否到竹影婆娑的二姐家去养老的时候，二姐却告诉我，她的家，已经被政府征地，这样的逍遥日子不知还有多久了。
    这个国庆节，我终于，第一次，先于给其他姐姐，给二姐打了电话。之前，我还想，儿子第一次出远门三个月了，二姐也从不给我打电话过问过问，怎么这么放心，当电话接通，听到二姐如常的声音，既不多一分焦虑，也不少一分亲切，我才忽然明白：这，就是我的二姐；这，才是我的二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