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经常不自觉地琢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教师，你究竟能给学生什么？ 我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一个念头呢？说来话长。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普及的时候，脑海里曾闪烁过一个小小的恐惧——如果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选定6位最优秀的语文教师，通过荧屏“包下”全国所有中学六个年级的语文课，某年月日，全国所有的高一学生均在一个教师的课堂上学《荷塘月色》。平庸如我等，岂不是要失业不成？有同事宽解道，还得有人批改作业呀。想想也是。不过，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又想，即使自己也“优秀”了，又能怎样呢？《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写的，把它选作教材是教育部专家定的，语文教师做到最好，无非做一回人家朱自清的“传声筒”而已。想想，朱自清是人，俺也是人，都上过中文系做过中学国文教师，凭什么俺就得给他当传声筒呢！不但要当，还得当好。岂有此理！ 语文教师够倒霉，数理化教师又如何！牛顿三定律是牛顿发现的，与诸位何干？做题啊做题，题山题海，折腾学生之前，首先得折腾自己不是？所有的题，无非就是一次再次直至N次证明牛顿们的确“牛气冲天”。退一万步讲，只要不属智力缺损，任何一个学生即便通过自学，最终理解牛顿定律也不难。你说，我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笛卡儿、洛克、牛顿夺取了世界，而给予我们的却是粪便！”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话，提前为我们这些知识者中的“弱势群体”发足了牢骚。当然，我们中有些人“知耻而近乎勇”，发愤读书，硕士博士一路读了上去，最终成名成家。可世界上还是得有中小学教师啊，比如我等——为什么偏偏是我们！ 我想，每一种职业的从业者大抵都有自己秘而不宣的痛苦。尽可能快速地跨越这些痛苦，是一个人从“职业人”迈向“事业人”的应有之义。我仔细分析过自己地痛苦，最后的结论是：一个人活着，总应该拥有他人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否则，这种活法未免太不理直气壮。作为语文教师的我，一辈子做朱自清的附庸总不是回事儿。现实是，恨不得做了人家肚子里的蛔虫，还要以此为荣。能不痛苦么？ 于是，不自觉地，有事没事琢磨这个问题，妄想替自己和与自己相类的普通教师的营生寻找到职业之上的“法理依据”——比如，面对朱自清先生的时候，一点也不感到惭愧的那种感觉。也经常拿出这个杞人忧天的问题，闲聊时和朋友切磋。更多的，是在读书、教书、工作和所有生活瞬间里，睁大眼睛去捕捉自我独具的感受、想法、立场，乃至表述方式。 关于人的生活，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界定为——“是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我的理解是，个人必须在生活中看到自己经过漫长艰苦的创造而取得的自由，看到了“属于自己”创造的智慧、才能和力量，因而在满足了物质功利的要求之外，又产生出一种由于见到“人的自由”获得了实现而引起的精神愉悦。后来，读到了一句话：“欣赏必须是一种再创造。”我想，这里面的道理，不止在于语文教师面对《荷塘月色》的时候。 在没人“布置作业”的状态下，施耐庵“自由”地写出了《水浒》。同样，金圣叹也可以“自由”地嘻笑怒骂，点评《水浒》呀。萨士比亚精心构筑了一座座爱情殿堂，罗兰•巴特却尖酸刻薄地告诉我们，“恋人”们只是在这种虚拟的“存在”上宣泄恋物、象征和释义的激情而已。恋人并非什么不同凡响的人杰，只是在表现“恋人的角色”，只是在习见和陈词中挑拣的现代文化人。 一句话：朱自清自可以去自在地感受荷塘月色，而语文教师，当然可理直气壮地感受《荷塘月色》。同理，牛顿可以寻找人类认识通往世界的道路，我们呢，就算比他笨点，但未尝没能耐寻找我们自己通往牛顿通往世界的道路呀。爱因斯坦说：“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独立思考何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应把获取专业知识放在首位。”我觉得，这是爱因斯坦给思考的定向——思考和判断必须通往“独立”，才有价值。 爱因斯坦还说过，“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不主要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我感到，这些话里，隐含着教师职业终极意义上的“法理依据”。读到这里的时候，宇宙洞明，天地澄澈，我确认了很重要的一点：作为教师，即使我们还“没出息”地做着基础学校教师，但我们不再多余！ 究竟，我们可以给学生什么呢？ 我想起了崔健成名作《一无所有》的两句歌词，“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此时此刻，我想对我的学生说——你的老师一定会做一个不断追求的人，一个自由感受自由思考自由表达的人。你们应该认识牛顿的和朱自清，也应该认识我。所有人，都是你成长的资源。 作为基础学校教师，我们必须成为无可取代的“这一个”，即使牛顿和朱自清也取代不了。培植，淬炼，优化。然后，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三个短语：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话语方式。 我想，作为教师，作为“这一个”，我们所能给予学生知识之上的馈赠，无出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