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刊发于《读者欣赏》2010年4月号

    宰相制度在中国古代延续有三千年之久，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是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秦统一中国后，丞相作为“三公”之一，“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为百官之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丞相则作为皇帝的股耾之臣，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家。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丞相的职能也 “与时俱进”——核心是围绕皇权的加强。整体上看，丞相的职权被不断分割，而且越来越具体化，直至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但总体来说，宰相这个职位是个总理机枢、统揽军政的要职，这点不容置疑。
    宰相是一群特殊的人，在中国漫长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他们的人格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人前，他们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耀；背后，却要避免“功高震主”的尴尬，还要时时提防“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历史教训。相对于皇帝，他们对社稷有更强烈的使命感，一方面，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代表，在万千学子的竞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儒家“忠孝礼仪”的思想熏陶下，实践自己效忠君主、报效国家是的人生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大相径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必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隐藏起来，既要避免同辈的嫉妒，更须提防皇帝的猜忌。他们既要曲意奉上，刻意讨龙颜欢心，又要心存社稷，施展政治才华。他们既是帝师，传授帝王权力之术，又是奴仆，心甘情愿做皇帝的家臣，有时，他们为虎作伥，弃道德如敝屣，同时，又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自己也就成了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
    宰相也是一群优秀的人，封建社会的太平治世、国泰民安有他们的辛劳，他们的忠言逆耳时时回响在皇帝耳旁，使失去权力制约的这些“人君”们不至于太过放纵。在国家危难关头，他们一次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显示出过人的胆识谋略和人格魅力。当然，这个群体也不乏奸佞之徒，如“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等，但是，瑕不掩瑜，三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留给后人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比如吕不韦、狄仁杰的精明强干，比如周公旦、诸葛亮的赤胆忠诚，比如曹操、谢安的谋晦韬略，比如王猛、萧何的耿直可爱，魏征、王安石的政治品质令人敬佩，李斯、胡惟庸的悲剧则让人扼腕叹息。这些人，这些事，已经融化到我们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之中，无法磨灭。

    宰相制度的演变

    西周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也是宰相制度的萌芽阶段。在史书中，已有诸如“相”、“百揆”、“宰”的记载，这些职位实际已有辅助君王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尚未作为正式官称。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制国家，天子分封他的宗族成员和功臣后，天子与诸侯国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天子只管辖王畿地区（方圆200里），诸侯国对天子没有交税的义务，只缴纳“贡赋”，中央的财政开支由王畿地区提供。所谓“国家”实际上是大家族，天子就是大家族的首领，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朝廷只需要少量家族重要成员帮助天子处理事务即可，真正核心的行政运转体系在地方的诸侯政权，因此，诸侯卿大夫成为天子的家臣，家臣是处理家族事务的总管。家臣制度成为后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
    春秋后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确立，商鞅变法通过“奖励耕战”，打击了世卿世禄的旧官僚体制，加速了分封制的瓦解，郡县制开始建立，形成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并重的地方行政体制。秦统一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央，因为政事繁多，始皇帝一人难以应付，逐渐形成了“三公九卿”的官职制度，其中，丞相为百官之首，统领群臣，宰相制度正式确立。
    西汉初期，刘邦采取“休养生息”和“无为”的治国思想，即“黄老之学”，汉武帝时，西汉政府面临空前困境：匈奴威胁北部边疆，“王国”问题威胁中央，同时，相权也威胁到皇权。尽管汉初出现了萧何、曹参等一批名相，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坐而论道”只是表象，并不能掩盖君臣之间的矛盾冲突，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这一时期，宰相已从一相发展到“三公”，即司徒、司马、司空。三省制度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国家政策的具体实施，三省长官均为宰相。皇帝通过对相权的分割，有效地控制了中央政府。北宋沿袭唐代后期制度，设置中书门下省，作为最高的行政机构，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宰相基本上没有差别，皇帝将相权进一步分割，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
    相权在元末一度反弹，大有掣肘之势，明清时逐渐衰落，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明朝初年，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进而废除丞相，权分六部。明成祖时，在明太祖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至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官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而随着清王朝的完结，中国古代的宰相制也终于走到它的历史尽头。

    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史。在这场斗争中，皇帝处于明显强势的一方，因为，“君”与“相”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家长与家奴的关系。在专制时代，“人”与“民”并不是一个概念，只有皇帝才是“人”，其余者都是“草民”，是“奴才”。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观点，指出皇帝既是“天”又是“人”，是“奉天承运”来“敬天保民”的。所谓的“仁者爱人”，实际上就是要求所有的“草民”都去爱戴这个唯一的“人”，由此，儒学正统开始确立。
    秦朝首创宰相制度，虽然丞相完全由皇帝任命，但是丞相并不一定唯皇帝马首是瞻。首先是因为丞相的地位极高，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极其强调对宰相的尊重，如皇帝任命宰相被称为“拜相”，宰相享受“剑履上殿，御坐为起”的待遇，宰相有权“献可替否”，等等。其次，与皇权的无限性相对，丞相代表着封建社会政治的制度化和常规化，意味着对皇帝行为的制约与限制。因为政府要治理疆域如此辽阔的一个大国，处理如此多的政务，为了保证行政效率，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必然要求。由此，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因素。   
    汉武帝时设置“内朝”，即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为了虚化相权，紧紧地将决策权把持在自己的手中，皇帝选择一些身份卑微者组成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私人秘书机构，以此来牵制丞相，如汉武帝的尚书令、东汉的尚书台，清康熙的南书房等。但是，随着“内朝”权力的扩大，必然带来其机构的扩张和人员地位的提升，于是追求无限权力的皇帝又要设法设置新的“内朝”，再次将权力进行分割，如汉朝的尚书台后来演化为政府的尚书省。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帝制时期中国官制的演化以及官僚机构的叠加和不断膨胀。
    从汉代开始，朝廷设置御史，鼓励“清流”，这样以来，皇帝的“眼线”遍布朝廷，监视群臣，尤其是宰相。根据唐代的官制，御史的工作机关叫做御史台，以较低的文职官员组成，其职责是负责监察，“以卑临尊”。御史台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官员分为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称为分察；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称为分巡。但是左右御史之分在唐代以后不再存在，所有御史都是皇帝监察、考核文武百官的眼线。
    除了制度内的御史，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制度外力量，那就是“清流”，对权臣实行舆论监督，如清代的张之洞曾被人们公认为“清流领袖”。清流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儒家的伦理道德对文武百官进行“道德评估”，当然主要是以批评为主。这无疑对“外朝”——特别是宰相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清流并不仅仅对“外朝”进行评估，而是对几乎所有的政事进行评判，甚至，包括皇帝他老人家，所以，历代皇帝对清流的感情还是很复杂的。
    在限制相权方面，除了阳光下制度以外，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小阴谋”，这方面，皇帝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宋太祖赵匡胤在称帝后的第二天，耍了个小花招，要求丞相范质把章奏送到他面前，趁机让宦官把他的座位撤掉，后来成为定制，丞相在廷上答话，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而必须恭恭敬敬地站着回答，即所谓“立而陈言”。明朝整体上比较黑暗，朱元璋杀功臣、设置锦衣卫特务机构，这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集监察、司法甚至执行权力于一体的特殊机构，如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皇帝设置这个由宦官组成的遍布全国的特务机构，成为其与文武百官博弈的重要武器。

    专制社会中的君相合作模式

    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合作共赢是一种最佳的管理境界。在专制社会里，要达到共赢的效果，除了社会大环境外，关键还取决于皇帝与宰相的个人品质——君主要有容人之心，宰相得有治国之才。这种局面一般都出现在所谓“开明盛世”里，比如“贞观之治”、“光武中兴”、“康乾盛世”等，在这里，皇帝励精图治的政治抱负和宰相忍辱负重的个人品质完美地结合起来。
    作为春秋时期的首位霸主，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知人善任，重用管仲。管仲是最早的法家理论的实践者，他主张法治，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同时，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在政治上占领制高点，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因此，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李世民与宰相魏征可谓中国历史盛世君明臣贤的典范，臣子尽谏诤之责，君主有纳谏之量，君臣之间互相敬重，自古是敢言与能纳的天作之合。这段历史美谈，往往以魏征死后唐太宗所说的那段话为佐证：“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唐太宗以广开言路、以民为本、虚怀纳谏、唯才是任、铁面无私和依法办事的恢弘气度，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为大唐帝国带来了百年盛世。
    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发展历程来看，君进相退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所谓“强干弱枝”的管理模式。秦始皇是以一个强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充分显示出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应有的政治气魄，他知人善任、从谏如流，终于“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他的强势如天威浩荡，无处不在，在他面前，丞相李斯完全成为配角——尽管，他也曾为大秦帝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曾地位显赫，权倾朝臣。然而，始皇帝的死，成为李斯政治生涯的转折，胡亥即位后，赵高把持朝政大权，因为不愿意同流合污，李斯连同他儿子被处腰斩，“牵犬东门，岂可得乎”？成为他人生最后的哀叹。后来，汉武帝和明太祖也采取了“强干弱枝”的管理方式，在这场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朱元璋最终废除宰相制度，使皇权彻底失去了制约因素，至于内阁与军机处，看看他们“跪受笔录”的那副嘴脸，只不过是皇帝的奴才罢了。
    还有一种合作称之为“困境合作”。慈禧是满清王朝的太上皇，曾三度垂帘听政，李鸿章的政治才华完全笼罩在老佛爷的阴影里，在晚清这样一个困局里，他只能把这个危难民族的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作为晚清重臣、洋务大臣、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也曾怀揣报国之心，但是造化弄人，他生不逢时，水浅舟大，最终，使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正如《红楼梦》的两句诗所云：“才自清明治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血染的风采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物是需要大写特写的，他就是战国末期，出身于韩国的商人吕不韦。作为一个商人，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战国后期，历史朝着统一的趋势发展，吕不韦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代表，他两度担任秦国丞相，主持朝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为秦统一准备了有利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为封建大一统的理论作出了新的探索。尽管他和嬴政政治主张有所不同，还与嬴政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血缘关系，这场权力冲突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作为一个商人，他固然表现了唯利是图、贪求权势的本性，但是他的长远眼光及政治魄力，又岂是那些追求蝇苟之利的世俗商人所能比拟的。因此，他不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孙家洲先生对吕不韦的评价是比较公道的，他说：“其人其事可议，其功不可没，其学其书不可废。”
    曹操作为东汉末年的丞相，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反倒成为“奸雄”，背上了千古骂名。当时，汉室衰微，社会凋敝、诸侯混战，汉王朝已没有能力统治天下，曹操统一北方，对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有重大贡献。同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力图恢复汉朝的统治秩序。曹操文武双全，不仅统一了北方，还改变了汉室奢靡娇贵的生活方式，他以身作则，生活极为简朴，在那样一个乱世，这样的个人品质难能可贵。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乱世佞臣、玩弄权术的贼子、“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称之为盖世英雄、治国之能臣。曹操在文学上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数首流传后世的名篇，他还对当时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建安文坛的领袖，曹操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氏父子在文学上的建树，只有八百年后的眉山苏氏家族可比肩。
    公元383年，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东晋八万精锐的江东子弟，一举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前秦，歼灭20万敌军，不仅使国家转危为安，而且留下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历史佳话，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夺取这场胜仗的指挥家便是东晋宰相谢安，运筹帷幄、淡定自若是对这场胜利最好的注解。谢安的政治品质，是对“魏晋风度”最完美地诠释，他无疑是魏晋三百年华彩乐章中至为绚亮的一笔。淝水之战后，谢氏家族终于不可阻挡地攀上政治极顶，并与东晋王朝的命运相契合，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动荡王朝带来暂时的繁荣，托起了一个安然平稳的世道，为后人所赞誉，同时，谢安也使“贵族”这个名词，发射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一个时代。
    明王朝是一个黑暗的王朝，历经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他历经了隆庆、万历两朝，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并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焕发了生机，张居正也因为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他的改革，给垂死的大明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又多生存数十年之久。但是张居正太追求政治权术，他一生没有朋友，只有敌人；没有真诚，只有谋算；没有他人，只有自己，是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者。在专制时代，他的政治生涯以悲剧收场，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