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踏进外校，我才知道寄宿制学校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教学、生活两条线的管理方式。因为新奇，也因为全身心倾注的热望，初来外校的那年成为我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一段印痕。那一年，花姐成为我在外校最早的拍档。如果说班里的几十个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话，我和花姐各司其职：我在教学区兼做班主任，主外；花姐在生活区，负责孩子们的饮食起居，主内。才半年，她便因为一双灵巧的手和骨碌碌的脑袋挪身教学处了。 花姐是单薄而小巧的一个女生。若论年纪，我庄严地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只怕她还嘟噜着嘴巴坐在婴儿车上嚷着父母推去兜风呢。谁也不曾想到若干年后，隔天差远的人竟然称兄道弟起来了。花姐性格爽直，快言快语。她似乎喜欢人家叫她花花，好彰显出她的性格来，我不爱这么叫唤。倒是Q上偶聊，我却笑称她为花姐，这让她感到无比的好玩。一个小老头般木讷持重的人把个活蹦乱跳的姑娘家唤做姐姐，的确很有些儿意思。只是，若然叫作花妹，我想那会把智齿都酸倒的。 虽然花姐转战教学处了，但我们的接触也还是多的，教务也好，班务也好，很多工作都和教学处相关联着。前些年学部里还没配备公共打印设备，我有很多资料就是央她关顾关顾的，这有赖于那宝贵的半年的交情啊。有时，她烦着了（究竟还不是她的分内事，一般个人教学资料也是不允许在教学处打印的）就回个邮件说，有完没了啊，还彩印呢！没法子，只好涎下脸来：花姐，帮个忙啊好不好？一准奏效。想想当年的贾宝玉同学，不就成天“好姐姐”惹人欢喜的么。硬石心肠恁是挡不住巧言令色啊，千古皆然。 90年代末，内地大概是刚刚兴起电脑的。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来到了外校。那时里，面对台电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憋闷死了。没法子，只好从开机关机学起。一来二去，居然可以盲打啦，好不得意。有天来到教学处，看到花姐筛豆子似的打字，一边还用香肩耳脖夹着话筒接听来电，一下子把我懵住了。还有这样的高人啊，把我才膨胀起来的得意立马打回原形去了。那阵子，教学处还玩着“二人转”，一个是咱小学部大当家徐纯主任，另一个就是花姐了。那么多的案头工作和数不胜数的杂碎活儿，她得用什么样的效率来处理呢？简直无法想象。于是，我就理解花姐为什么要炮仗似的说话了。或者，也理解了为什么她有那样的工作效率了。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认真究竟起来，总还是有些儿玄乎。但若说从性格中看出一个人的工作效能，我是相信的，因为，花姐就是活生生的标本。有时，我看着花姐那风风火火的背影，感受着老远就传来的那鼓荡着耳膜的声波，止不住就想到两个字——麻辣。 由于小学部规模的扩大，教学处新添了若干人员，这个麻辣女教师不仅干着老行当，还一边拎起粉笔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了。她的课，我听过三两回，比较有印象的一次是关于什么银行利率调查的问题，听得我头晕脑胀。课堂上的她，激昂高亢，口若悬河，把学生唬弄得那个群情振奋。曾征询过她所在科组的檀廷国老师，想了解别人是如何看她的，谁料檀组长惜语如金，只给咱嘣了几个词儿：乐观、干练、负责任、教学活泼、深受学生欢迎。虽心有不甘，过后一想，其实，一个人能给人归纳肯定下几个美好的语词已经很了不起了。总有这样的人，似乎熟悉得很，一旦要说说他的特点，猛然间竟然会让人无话可说的，囫囵儿混沌的一片。咱们的花姐，不是这样，而是明明朗朗清清爽爽。 当然，花姐也有不清爽的时候。前年的校运会，教职工接力往返跑赛事，花姐风驰电掣般疾飞而去，没料到凹凸不平的草地心怀叵测地暗设陷阱，把女飞人绊了个花容失色，因公负伤。后来的几天，花姐闪着柳腰小心翼翼地走路了，据说腰部给掀了一块皮呢。那几日，花姐是怎么看怎么妩媚着。 也许，女人本质上都是妩媚着的。因为，花姐要嫁人了。这女人够狠，把一大摞请柬直直拎到我家里来，要我一字一顿地手写。多少份我是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手腕累得打颤，那些熟悉的汉字在一遍遍的重复之下似乎都不对劲，都陌生得不认识了。她家先生有个很好听的名儿，高家骥，高家的一匹骏马。我反复写着这个名字的时候，情不自禁就想到这样的一个场面：花姐荡漾着一脸幸福的春风，随夫君神雕侠侣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踏马归来马蹄香。她家先生我是见过的，因为我们是“雅豪苑”的邻居。我到她家坐聊的时候，和这位俊朗尔雅的高先生吞云吐雾过一阵子。 临了，作个交代。花姐其人，实名黎云花，海南人。海南有看不完看不厌的无垠的海，而海念是一种多么让人赤诚着和静穆着的冥想时空的方式呵。于是，想到海南幽蓝的海，想到韩少功，想到他的《海念》——“大海能使人变得简单。在这里，所有的堕落之举一无所用。只要你把大海静静看上几分钟，一切功名也立刻无谓和多余。海的蓝色漠视你的楚楚衣冠，漠视你的名片和深奥格言。”花姐是简单的，也是幸福的。